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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歧视:华人留学澳大利亚的交友难题(图)


Courtesy of Wang Junling
2016年10月,作者王俊岭在汤斯维尔近海向来自伊朗的大学校友Behnam介绍帆船运动。

今年6月初我结束两年的硕士课程从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当地中国留学生里面和本地社区融入得比较好的一个了。我是当地帆船俱乐部的网络管理员,还承担了俱乐部新网站的建设工作,不仅获得了一封充满赞誉的推荐信,还推荐了两个急于积累工作经验的中国同学到这家俱乐部工作。此外,我还在学习帆船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获得了难得的归属感。即使在6月份离开汤斯维尔并搬到墨尔本以后,我还和这家俱乐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我最初的计划,我本来希望在大学宿舍楼里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刚开始我对此很有信心,因为我自认为颇有一些关于西方国家政治正确的知识储备,明白即使一句恭维的话也可能造成对人的歧视,也知道如何避免因为无心的玩笑而冒犯别人。然而当我搬进宿舍区之后,才发现现实远非如此美好和简单,而且我显然忽略了一种必要的准备:被本地人冒犯时应该怎么办。

我来到澳大利亚以后第一次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经历就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开学之前,学校为了帮助宿舍区的新生们(其中超过90%都是本科生)相互了解,组织了一个“罗马长袍聚会”(Roman toga party),参加者把床单披在身上模仿古代罗马人。我也兴冲冲地参加了。聚会上一个本地的白人女生问我来自哪个国家,我说我来自中国。她马上转头对身边的伙伴说:“他们中国人为什么说‘中国’(China)这个词的时候总是声音特别大?哈哈!”然后她开始一遍一遍地很大声的模仿我的口音:“China! China!”(中国!中国!)。

一个中国人,刚到一个陌生国家不到两天,半裸上身斜披着一条床单,站在一群本地学生中间被人嘲笑口音。那种体验真是既尴尬又无助。但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愤怒和反击,而是在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把“China”这个词说得很大声。是不是在国内接受的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下意识强调“中国”两个字?因为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女大学生会如此恶意地对待一个新来的外国人。现在回想起来,嘲笑对方的口音真是欺侮外来者的一件法宝,因为在这件事上,对方永远是错的,而且永远不知道正确答案。

后来我逐渐发现,我的遭遇并不算极端案例。今年7月下旬,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和同样位于这座城市的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校园里的一些建筑物的入口处竟然被亲纳粹的白人青年团体张贴了写有“禁止中国人入内”的海报。此事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最近,澳大利亚官方对于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投资、移民,以及与其相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越来越焦虑。甚至澳大利亚的教育家指责中国留学生中有很多正把中国官方的立场带入教室,以及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开始调查某些进行过大额政治捐赠的华人富商是否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今年上半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一项提案,希望修改现行的“反种族歧视法案”,因为他们认为该法案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规定妨碍了言论自由。但是,在这一议题的激发下,澳洲少数族群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最终,该提案被澳大利亚参议院否决。上述一系列事件至少证明现在的澳大利亚主流白人群体与少数族群之间逐渐显现出一种张力。

当然,这只能算一种隐约的趋势,其实不管在汤斯维尔还是在墨尔本,这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攻击行为都是罕见的。对于汤斯维尔这个种族构成相对单一,生存竞争也不太激烈的偏远小城来说,发生歧视行为的机会更少。根据官方统计,在汤斯维尔的19万人口中,说英语的白人占绝大多数。最大的少数族群是占当地人口7%的澳洲原住民。其他少数民族,例如意大利、韩国人、中国人,都少于0.4%。再加上学校官方对于禁止歧视、欺凌做了严格的规定,种族歧视现象虽然还是存在,但往往是以一种更隐蔽、更柔和、甚至是一团和气的方式存在着。

宿舍区有一个来自印度的男生,加入了一个本地学生自发形成的小团体,吃饭、出去玩都在一起。这些小团体一般是以肤色划分的,看见一个印度人和几个白人打成一片,我甚至有点嫉妒他。直到有一天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和他坐得很近,发现那几个白人男生不停模仿他的口音,而他竟然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旁边还有一个本地的白人女生笑着打趣他:“你只要严肃地抗议,他们立刻就会停下来。真的,试试吧。”印度男生苦笑着摇摇头说:“永远没用的”。

据我观察,至少在我住的这个宿舍区,这种嘲笑行为更像是进入一个小团体的门票。这些小团体往往由一个很有侵略性的学生作为“首领”(例如那个模仿我口音的女生),几个相对温和友好的学生作为忠诚的手下。如果首领不喜欢一个人,那么这个团体的成员都不会和这个人交朋友,虽然表面上可能非常有礼貌。大学生们对关系疏远的人一般很讲礼貌,不过一旦你想进入他们的圈子,则是需要“买票”的——接受对你的嘲讽。

当然,这种看似兄弟情谊般的玩笑并非总是平等和有趣的。有一个来自南非的白人男生,是另一个小团体的首领,走到哪都有两个人跟着。刚开始他对我相当热情,稍微熟悉一些以后,他就根据我名字(Junling)的谐音给我取了一个绰号:King Julien。这个名字来自美国动画片《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里的一个喜剧角色:一只环尾狐猴。我对此非常反感,因为这个角色眼睛很大像戴眼镜,身材矮小、猥琐滑稽,几乎集合了所有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恶意想象。不过一开始我并没有反击,甚至还会友善地回应他。因为他对自己很好的朋友也总是以各种绰号相称,让人很难分辨这是恶意的嘲讽还是善意的玩笑。后来我发现他尤其喜欢当着女生的面这么叫我,叫完还要唱电影里的很滑稽的主题曲,引得那些女生窃笑。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于是我就也给他起了个侮辱性的绰号“Piggy”,意思是“猪仔”,因为他有点胖,而且的名字“Jono”听起来像中文词“猪猡”。他每次叫我的时候,我也用那个绰号叫他。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他不再叫我的绰号了,甚至见面不和我打招呼。当然,我也就成了一个圈外人。

另一个让我难以和本地学生融为一体的原因在于我不是他们认为的很“酷”的人。我所在的大学的学生们最流行的交往方式就是喝酒聚会。经常有学生在Facebook群组里夸耀自己如何几周没有做作业,如何每天喝醉,这被看作是最酷的。而像我这样滴酒不沾的学生则被认为是无聊的。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肤浅的寻欢作乐才是真正的无聊,我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事原则。有一次,前文提到那个模仿我口音的女生开生日聚会。她是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聚会者占领了整个公共区大厅,几十个人围着她又唱又跳。我本来没有被邀请,路过的时候,正赶上几个女生出来给蛋糕点蜡烛,其中一个一向对我比较友好的女生把我也拉了进去。我站在人群当中自己都觉得有点突兀。另一个女生算是寿星的手下,一边嬉笑一边挨个找人自拍合影,显然是作为Facebook的素材。她到我跟前的时候,竟然如同我不存在一样,直接跳过我,和下一个人合影。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从入学开始就花了校外房租两倍的价钱住进学校的宿舍,试图融入本地群体的尝试算是彻底失败了。我准备离开宿舍,到校外租住。

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大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比例较高的研究生中“自发种族隔离”的现象比较普遍。住在校外的自不必说,中国学生、南亚学生和来自中东的学生大多“聚族而居”,族群之间不相往来。就算在宿舍区为了增进学生相互了解而举行的每周一次的免费晚餐上,也经常是白人学生坐一起,和我坐在一起的永远是那几个亚洲人。我搬出校园后租住在一位来自兰州的挚友家里,每天只用汉语交流。这是我一直想避免的情况。好在他家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澳洲本地男性租客,他们非常友好。为了避免自己的英语退化,我只好尽量多去客厅,和他们一起看板球,虽然我根本看不懂。

其实融入本地社区是有捷径的,那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即使你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皈依基督,教会的人还是照样愿意接纳和帮助你。有一个北京来的女同学,就是通过长期参加教会的活动,结交了不少本地朋友,最终受洗,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作为一个坚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我一直告诫自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加入教会。不过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选择。入住学生宿舍一年以后,我开始收集一些教会活动的传单,查看了他们的日程表,甚至在平板电脑里下载了一部电子版的圣经。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没有走进教堂——我加入了帆船俱乐部。

我是纯粹出于兴趣才学习帆船的,不带任何诸如拓展社会关系等功利性目的。这个兴趣由何而来我并不清楚,也许是出于对驾驶乐趣的追求,也许是喜欢海上开阔的感觉。经过了一年多繁重而又与世隔绝的学校学习之后,我决定送自己一件略为奢侈的礼物——花300澳元参加一个帆船培训班。经过三个周末总共20个小时的入门课程,我就可以独自驾船下水了,还成了汤斯维尔帆船俱乐部(Townsville Sailing Club)的会员。帆船运动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可以连着几个小时在海上行驶而不觉得枯燥,同时也让我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澳洲社团活动。

所谓的俱乐部更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成员之间都很熟悉。其成员主要由两类人组成: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和还在上小学的孩子。我发现这两种人都比大学生容易相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经常主动教我如何正确安装索具,帮我把船调整到最佳状态。虽然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最终借助体力优势在比赛中赢过他们,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练习结束上岸的时候,他们经常开玩笑地问我今天翻船了没有。如果我回答没有,他们就会露出很失望的表情。作为整个俱乐部里唯一的外国人,也是唯一的亚裔,我在这里完全感觉不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

参加活动多了,会自然而然获得一些工作机会。有一次,俱乐部要举办一次“环岛赛事”,参赛船只要绕附近的一个岛屿一圈,全程几个小时。俱乐部的一位管理人员问我想不想到救生船上工作。我说:“我很想去,因为我听说这个岛很漂亮,我还没有环岛游览过。”于是我就成了救生团队的一员。这个工作并不繁重,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开着橡皮艇跟在帆船后面。比赛那天,我正在船上欣赏岛上风景,另外一艘救生船靠了过来,我这艘船的驾驶员说:“你跳到另外一艘船上。”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是说你想环岛游览吗?其实没有任何一艘救生船会绕岛一圈,每艘船只负责一段水域,下一段由那艘船送你过去。”于是我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用接力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免费的环岛观光。那种受到照顾的感觉让身在异国的我体验到久违的温暖。在帆船俱乐部,我只不过是在从事一项自己喜爱的运动,却意想不到地得到了一些之前求之不得的东西。甚至我得到网络管理员和建设新网站的工作,也都是在闲聊的过程中定下来的。

为什么我在大学宿舍和帆船俱乐部的遭遇如此不同?我还没有清晰的答案。也许仅仅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主要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群体里,我这样一个青年人的存在不会威胁到任何人,也不会有同龄人为了确立威信或在女生面前炫耀而对我发起“羞辱攻击”。我曾经和一位定居墨尔本的30岁左右的朋友谈到我的经历,他竟然说也有类似体验:“现在五六十岁的这一代澳大利亚人,待人接物真的没话说,人品特别好。但是二十多岁这批,就差点儿意思了。”我问他这是不是年龄造成的?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会不会也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富有包容心?我的朋友说不会的,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经历过冷战时代的人知道宽容的可贵。当时西方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因此也更加自信。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他的解释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更愿意相信这些大学生的排外行为并非针对其他种族的有意行为,倒是更像澳洲年轻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小圈子和排外行为。据我在墨尔本就读的翻译学校的一位华人老师讲,澳大利亚崇尚“强者文化”。他举例说,他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儿子曾经在自己就读的中学校园里目睹一个女生被另外两个女生架住胳膊,被第三个女生暴击腹部。而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也承认欺凌现象的严重性,2008年的一次覆盖40多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是小学校园欺凌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项调查显示,在8到14岁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一经常性地受到肢体或言语上的欺凌。这种文化自然也会延伸到大学,就连本地白人学生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这样看来,我在大学宿舍所受到的令我不愉快的对待,不仅不像是种族歧视,倒像是受到了“国民待遇”。然而,在这种看似“一视同仁”的游戏中,像我这样在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皆处于劣势的外来者很容易成为牺牲品,进而在自我身份认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摇摆中被“制造”成一个外来者。

中国人对于留学生活经常有一个说法:“越出国越爱国”。以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这大概并非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让人更加向往祖国,而是由于融入本地社区受到了挫折,被迫通过强化自我身份的认同来实现心理平衡。然而,这种自我强化又恰恰加深了一部分澳洲本地人关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焦虑。

前文提到的大学校园反华海报事件和对中国富商干预澳洲政治的调查就是这种焦虑的反映。甚至有人担心澳大利亚会受到中国人“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侵蚀。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会对这种指控感到冤枉,绝大多数肯定不是肩负国家使命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的。他们只是想来这里寻找更好的教育或生活而已。而这些花费高昂学费、放弃原来的生活来到这里的人,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也不可能是反对的。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机会被澳大利亚接纳,并分享它的这种价值观的果实,还是成为只有在交学费时才感到被需要的人。

王俊岭曾就职于中国媒体行业,詹姆斯库克大学IT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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