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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科技界华人——廖若轩(一)

渥太华 笑言

   2015年7月25日,作者有幸拜访了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资深退休华裔科学家廖若轩(Hin Lew)先生与他的夫人林慧爱(Marion Lim)女士。廖先生已94岁高龄,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行走缓慢,需要扶着助行器。但为了寻找作者需要的资料,他在夫人帮助下,一趟趟上楼查找书籍与相册,令人感动。廖先生思维清晰而敏捷,多年从事科学研究养成的习惯,让他在生活中也处处细致而准确。他的相册按年分类,其中的照片大多记载着时间地点甚至人名,尤为珍贵。

图片 1 廖若轩夫妇珍藏的婚纱照,1959年11月15日摄于温哥华(廖若轩提供)

图片 1 廖若轩夫妇珍藏的婚纱照,1959年11月15日摄于温哥华(廖若轩提供)

 

廖若轩的父亲廖崇教(Lew Shong Kow)1881年生于广东省新会市沙堆村。廖崇教幼年失去父亲,由寡母带大。1898年,在他17岁那年,他叔父从加拿大回到沙堆村,带他自己的儿子前往加拿大。廖崇教也跟着叔父移民到加拿大。在他的移民文件上,廖崇教用了他的乳名廖自照(Lew Doo Jeu)。他到温哥华后便给一家白人做佣人,他也许是第一个做家政服务的华裔孩子,而这份工作让他学会了英语。

1902年,21岁的廖崇教回到家乡与蔣彩姬(Chong Toy Kay)结婚组建了家庭。1904年,廖崇教独自返回加拿大。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十几岁时不幸夭折后,廖崇教将妻子接到了加拿大。蔣彩姬是在1918年11月3日抵达温哥华的,并支付了500加元的人头税。500加元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因为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工两年的薪水。

蔣彩姬(廖蒋氏)为她丈夫生了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廖若轩是唯一的男孩,排行第二。廖崇教曾经尝试过不同的谋生手段,种田、开中国杂货店、开餐馆等等。他热心政治,加入了中国宪政党(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并担任了一年温哥华分会的会长。宪政党的目的是恢复清朝并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梁启超1903年游历北美时,曾访问过温哥华分会,并为推动君主立宪制筹集资金。

温哥华分会办有一所小型中文学校“爱国学堂”。在廖崇教去世之前,廖若轩六岁至八岁在那里学中文。廖崇教1929年6月逝世,终年仅48岁。他去世时身无分文,没有寿险,没有积蓄,留下了遗孀蔣彩姬和四个分别为10岁、8岁、6岁和4岁的孩子。廖崇教去世的头几个月,这个家庭完全依靠廖氏宗亲和温哥华沙堆人的自愿捐赠来维持生活。

当时廖崇教与蔣彩姬的入籍证明书因故遗失,蔣彩姬无法从任何政府机构领取应有的福利。幸运的是,圣公会(Anglican Church)的女执事赫拉比(Deaconess Hilda Hellaby)当时正在温哥华华人中传教,于是蔣彩姬去找她帮忙。赫拉比了解到廖家的困境后,写信给渥太华的国务部,要求他们查找廖自照的入籍档案。国务部找到了记录并通知赫拉比小姐,确认蔣彩姬为加拿大公民。自1929年11月开始,蔣彩姬每月从卑诗省母亲抚恤基金会(Mother’s Pension board of B.C)收到55加元补助。这真是一大笔钱,因为一名工人的月薪也不过如此。廖家的四个孩子每一个长到16岁时,这份母亲抚恤金便减少四分之一。到1941年,孩子们都长大了,抚恤金也就终止了。廖若轩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永远感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民对我家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在成长中获得良好的食物和住所。”而这份抚恤金,也为加拿大培养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廖家的四个孩子就这样由母亲一个人带大。廖若轩6到15岁期间,每天从学校放学后,都要再去中文学校学习汉语。当时温哥华各姓氏的华人均有宗亲会,并自己办中文学校教下一代中文。廖氏也有宗亲会,但人数不多,没有自己办学校,所以从八岁起,廖若轩去的是黄氏宗亲会“黄江夏堂”办的“文彊学校”(Mon Keong School)。中文学校每天都有课,星期六也不休息。廖若轩出生在加拿大,而且几十年不使用中文,但他至今还能流畅地阅读中文,讲粤语,可见这所中文学校的教学质量之高。廖若轩自幼聪颖过人,1936年年仅15岁便完成高中学业。

廖家的生活非常节俭,蔣彩姬和孩子们还做些零工。零工包括去鲁鲁岛(Lulu Island)中国园林店除杂草、给城里的中国蔬菜批发店摘豆角准备装罐等。薪酬通常是每小时25加分。去鲁鲁岛除杂草,大人一小时可以赚25加分,而孩子只付给10加分。这样在廖若轩15岁高中毕业时,蔣彩姬的积蓄足够把他送进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简称UBC),那时的大学学费一年只要125加元。当时整个大学只有大约20名华人学生,廖若轩是其中之一。他选了数学物理专业,四年后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一年,在1940至1941这一年间,他研究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盖革计数器是检测放射性的主要工具。1941年9月,他申请到多伦多大学的一项奖学金,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于是从加西来到加东,进入多伦多大学物理系的超音速专业攻读硕士。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发展,大学的正常教学与科研被迫停止了。自然科学系(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的教师们开始转而研究与战争需求相关的课题,比如研制雷达及军事用途的光学镜片等。战争对人才的需求缺口很大,大学教授与研究生成为科研的主要力量。

1942年,廖若轩经导师推荐,来到渥太华国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物理部声学处(Acoustics)研究水下声波探测。具体讲就是研究如何探测潜艇。

图片 2 渥太华国家研究院水下声波探测实验室,右图中为廖若轩摄于1942年(廖若轩提供)

图片 2 渥太华国家研究院水下声波探测实验室,右图中为廖若轩摄于1942年(廖若轩提供)

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是加拿大最高科学研究兼行政机关,直接对国会负责,任职于此机构的员工享有高于政府一般机构的待遇。当时廖若轩他们研究实验了很多方法,但由于水中阻尼大,声波传播距离十分有限,科研工作始终充满挑战。1945年二战结束,廖若轩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的科学硕士。他并不满足于取得的成就,决定继续深造。他申请了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被该院接受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分子束(Molecular beam)。他的指导教授为扎查利亚斯(J.R. Zacharias),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

1948年博士毕业后,廖若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年博士后,并为实验室建造了一台分子束发生器。1949年他也为自己买了第一辆车,那是一辆1932年的二手雪佛莱,花了他100美元[i]。当时美国十分排斥华人移民,尽管廖若轩是出生在温哥华的加拿大人,但美国移民局却认定他是华人。

197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哈德·赫茨贝格(Gerhard Herzberg)博士出生于德国汉堡,妻子是犹太人,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亡到加拿大。1935至1945年期间,他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工作,此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叶凯士(Yerkes)天文台研究天体物理光谱学。1948年应加拿大国家研究院邀请,回到加拿大担任了物理学部主任。1949年,赫茨贝格邀请廖若轩加入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物理学部,建设分子束实验室。

廖若轩回到渥太华后立即开展工作。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制造出第一台用于研究原子束的设备,并投入实际使用。随后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如博士后被邀请到这个实验室从事原子方面的研究。第二台设备很快也投入了使用,第三台建成后用于处理不同的分子。

 

[i] 廖若轩林慧爱夫妇,采访,廖宅,201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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