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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区帮助越南难民

(文/渥太华   笑言)

1975年南越政权倒台,南北越统一。在越柬战争、外国制裁、平民生活困苦、富人要被清算资产等艰难环境下,上百万计的越南人千方百计逃离越南。当中大部分人由海路逃亡,这些越南难民被国际传媒统称为“船民”。越南政府的排华政策,导致所谓的越南难民实际上很多都是华裔越南人。也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华人才格外关心这些难民的命运。当时的《加京华报》上,每期都有呼吁帮助越南难民的文章。渥太华华联会万津会长在1979年2月1日的《加京华报》发文号召华人每人捐一天的工资给“越南难民救济金会”。

当时也曾有社团反对政府接收难民,如“全国公民联盟”便曾在多伦多《环球邮报》刊登过一则整版广告,反对政府接收5万个越南难民,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一个越南难民将来实际上可带入15个移民,因此全部移民之数会达到75万人,影响到加拿大的社会构造。《环球邮报》就此采访了人力资源与移民部部长艾德奇(Ron Atkey)。艾德奇回应75万这个数字毫无根据,他指责全国公民联盟误导民众,混淆视听,并说这个广告“有种族歧视的意味”。

事实上,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政府接纳越南难民,除了华人,犹太人等少数族裔也伸出了援手。

1978年,一艘名叫“海鸿号”的旧轮船,带着2500名逃难的难民,其中1200名为超载,离开越南前往印尼,但印尼政府拒绝接收难民,船长被迫把船开到马来西亚的一个港口,但马来西亚政府同样拒绝了他们。当时船上2500人的情况已变得十分恶劣,淡水、粮食和药物几乎用尽。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密切关注这个国际问题,很多渥太华居民公开表示愿意接受难民。11月底,加拿大政府同意接纳600名海鸿号的难民。

当时在加京华侨服务处工作的杨志光突然接到加拿大移民部的紧急电话,说移民部的官员无法和不讲英语的难民交流,让加京华侨服务处火速派人前往登记并安抚难民。

难民没有接受过体检,有些人是带病来加拿大的。他们被临时安置在中区一个中级的小宾馆,一个家庭一个房间。很多家庭的孩子非常多,这使得给他们找社保房非常困难。杨志光和加京华侨服务处的另一名员工伍美玉需要与如此多的难民一对一面谈,询问基本情况,介绍政府安置政策和援助方式。加拿大政府为所有难民提供一年住所,在此期间,难民可以领安居补贴。一年后难民需搬离政府提供的房子自立生活。如果一年后难民还无法自立,可以去申请政府补助津贴。杨志光和伍美玉不仅要介绍情况,还必须进行各种陪同、翻译。

这时渥太华市长杜瓦推出了“4000计划(Project 4000)”,即由360个本地教会和社团组织资助3800名船民。渥太华的华人社区,包括一些教会,开始发动捐款和担保难民运动。据中华会馆当时的主席余晖时回忆,中华会馆响应号召,召集各华人社团团结行动,并联合伦弗鲁中华人文化协会(Renfrew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于1979年7月初成立了“加京华人支援东南亚难民委员会”,以华人社区的名义申请一百名华裔难民到渥太华安居。
难民委员会由14位华人社团的代表及个人组成。加入的团体有渥太华中华会馆、华侨服务处、加京华人联谊会、中华文化协会、洪门民治党、柯京区国民党、华人联合教会、天主教华人中心、真道堂、宣道会、伦弗鲁中华文化协会、渥太华中文学校、加华侨报及加京华报。委员会分为理事会及六个小组,六个小组分别为:1、筹款;2、担保及招待;3、教育;4、职业;5、房屋;6、医疗。理事会每月开一次会。同年7月3日召开了难民支援会成立大会,8月19日在越南驻加拿大使馆前示威抗议暴行。10月21日在市民中心(Civic Centre)招待四千人计划中首批抵达渥太华的难民及担保人。Civic Centre后改名兰斯顿中心(Lansdowne Centre),位于伊丽莎白女王街与班克街交汇处,是渥太华的一个大型露天体育馆,2015年女足世界杯中美之战就在这里举行。

担保难民需要资金,担保一家五口,政府要求五位担保人签名,并由担保人负责维持该家庭第一年的生活费用。当时一家五口一年的生活费至少需要一万两千加元。就是说难民支援会要达到收容一百人的目标,至少需要筹集资金十二万加元。此外,难民支援会还要负责帮助难民就业,帮助他们适应当地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以便与当地人和睦相处①。
难民支援会通过发表救助难胞宣言,组织渥太华及周边地区华人团体等方式,筹到善款十万加元,支援了63位越华难胞。整个华人社区担保了13家难民家庭,加京华侨服务处则具体负责这些人的安顿服务。1979年12月22日,难民支援会在市民中心为难民家庭及其担保人举行了“招待难民圣诞联欢会”。

大部分越南华裔难民不会讲英语,他们希望住在唐人街,在语言和生活上获得便利。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即使夫妻两人都找到工作,也还是需要一些来自社会的帮助和救济。当时政府提供的房子最大的也只有四个房间,那些多于四个孩子甚至还有老人的家庭,还得让几个人挤在同一个房间。有些家庭在等待政府房的同时,不得不请华侨服务处帮忙先找一个暂住的地方,而服务处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这些难民渡过难关。

安顿在渥太华的越南难民中,有八个讲流利广东话的家庭。除加京华侨服务处外,本地其它华人社团错过了最早的接待。为了表示华人间的相互关怀和同情,渥太华中华会馆与华人联合教会分别设宴招待他们。中华会馆和华侨服务处于12月18日在国泰酒楼开了八桌酒席,费用由两团体负责人支付。招待会邀请了本地英文报记者采访,中华会馆余辉时主席代表本地华人致辞欢迎。晚宴共有54人参加,难民到场7家。12月31日晚,渥太华华人联合教会以自助餐方式招待越南华侨,每位教徒带一个菜。到场宾客80多人,连同教堂本身人员,共200多人,场面相当热闹。麦荣禧牧师简单介绍了教会的工作和目的,并进行了一些游艺活动,宾主尽欢②。

难民中,老人需要老人公寓、年轻人需要失业金,还有棘手的家庭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例如家暴等。很多难民女子在酒店找到工作,成为家中唯一挣钱人,夫妻角色的转换,婚姻受到考验。他们要离婚请律师时,又是杨志光和伍美玉去当翻译。工作量之庞大,有时候甚至需要两人的家人在周末一起去捐献物资和筹款。

随着难民们安顿下来,他们陆陆续续担保他们的越南家庭来到加拿大。伍美玉回忆说,这些越南华侨相当努力,他们在渥太华的唐人街和其它地方开办餐馆、便利店,许多店至今还在。他们把子女培养成了加拿大社会的栋梁之才,而自己却上了年纪。他们依然习惯于找杨志光和伍美玉解决生活中新的问题。这些老华侨对华侨服务处也就是后来的渥太华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充满感激,在华侨服务中心每年的募捐活动中,他们都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来帮助服务中心在社区继续帮助其他移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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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 吴经万,《加京华报》,“难民支援会报告”,第4版,1979年12月1日
② 《加京华报》,“越南难民招待会”,第三卷第一期第2版,1979年1月1日
③ 《渥太华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月刊》,“渥太华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纪念回顾其安顿难民的巨大贡献”,第148期,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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