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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早期华人——何连长(文/渥太华 笑言)

(本文材料均来自历史记录及当事人口述或书面回忆,作者不承担法律责任。 如读者发现文中所写与史实不符,欢迎通知作者。)

根据1972年随父母由香港来渥太华的李再思女士回忆,1973年左右,她还在读高中,全家搬往威灵顿街(Wellington St)1016号的一所公寓。李再思拉开窗帘,对面就是1017号一家老华侨开的洗衣店。当时华人开的洗衣店已陆续关闭,这是渥太华最后一间家庭作坊式的华人洗衣店。洗衣店是一座常见的二层小楼,楼下是店面,楼上住人,门前可以停几辆车。

图片 1 威灵顿街1017号何氏洗衣店(Hintonburgh Laundry) 渥太华地区最著名的华人手工洗衣店(加拿大东安省台山同乡会提供)

图片 1 威灵顿街1017号何氏洗衣店(Hintonburgh Laundry)
渥太华地区最著名的华人手工洗衣店(加拿大东安省台山同乡会提供)

当时的店主为何连长(Lin Chong Ho),为人和善,十分健谈。由于是同声同气说台山话的中国人,李再思常跟母亲和弟妹去何家串门,跟何太太聊天,也听何先生讲些渥太华的往事。

1922年,何连长12岁起便开始在他父亲的洗衣店里工作。洗衣店开在渥太华市中心偏西的辛顿堡(Hintonburg)地区,历史上这里是一个工薪阶层居民区,威灵顿街以北,有一个帕克代尔(Parkdale)农贸市场。在威灵顿街上先后开过多家华人洗衣店,何家的洗衣店是渥太华开业时间最长的一家。在渥太华,华人自1930年代便开始就业转型,许多华人开洗衣店就是为了尽快攒足第一桶金,然后去开餐馆。何家不是这样,何家的洗衣店传了两代,一直到1976年这个行业再也做不下去为止。

在旧中国,洗衣是妇女家务的一部分。不论是在家中用搓板,还是在河边用木槌,那些女人们辛勤劳作的经典画面已经深深印在华人的脑海中。然而到了加拿大,男人们发现手工洗衣竟然成为养活自己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几乎是唯一的手段。从1850年到1950年这一百年间,由于种族歧视政策的存在,多数相对轻松的行业都不允许华人染指,华人基本上只能靠洗衣谋生。尽管洗衣不需要多大成本,也不需要掌握很多英语,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很容易入门,但工作本身却非常辛苦,报酬极低。从业华人不得不长时间、高强度地工作,同时还要忍受潮热的工作环境、糟糕的通风条件、湿滑的地板和狭窄的居所。

何连长的父亲何达方(Ta Fong Ho音译)当年只身来到渥太华,于1913年前后从李金(Kim Lee音译)手中买下了位于威灵顿街1004号的洗衣店,开始谱写何家此后约60年的洗衣史。1916年何父将15岁的大儿子何恩(Eng Ho音译)接到渥太华,1920年又把10岁的二儿子何连长接到渥太华。何连长仅去学校上了两年学,便开始在父亲开的洗衣店里干活,每周赚取大约18加元的工钱。在20世纪初,华人洗衣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0加元,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小时

何父于1930年去世,何家兄弟子承父业。自1950年代起,洗衣店的生意主要由何连长打理,他定价5加分洗一套内衣,10分一件衬衫,15分一条裤子,25分一条床单。那时开洗衣店需要上门招揽生意,取脏衣服,送干净衣服。有一次何连长上门去收脏衣服,那家门没锁,有人在屋内叫他进去。他推门进去却见到两个人正在床上做爱,做爱人指指床下,他便把床下的脏衣服收起来装入布袋离开。何连长善于言谈,喜欢与人聊天,诸如此类的逸闻趣事很多。

图片 2 渥太华“杰出洗衣工”何连长一家 何连长(左二)与父亲(坐者)及兄弟们合影(加拿大东安省台山同乡会提供)

图片 2 渥太华“杰出洗衣工”何连长一家
何连长(左二)与父亲(坐者)及兄弟们合影(加拿大东安省台山同乡会提供)

图片 3 何恩一家喜团聚,《渥太华新闻报》1949年4月18日

图片 3 何恩一家喜团聚,《渥太华新闻报》1949年4月18日

何恩1936年携妻儿回国探望老家的家人,1938年他返回渥太华继续工作。他的妻儿则留在中国准备晚些时候返加,不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妻儿只能滞留中国。从那时起,何恩就开始设法让妻子和孩子回到身边,但却一直未能如愿。后来何恩的妻子在广东意外溺水而亡,他最小的孩子不久也不幸去世,只剩下一儿一女困在中国。

 

何恩凭借洗衣店的生意,终于积蓄够了办理两个孩子返回加拿大所需的手续费一万八千加元。从前一年12月起,何恩就与加拿大外事部门联系,设法让这两个孩子过来。何恩的女儿叫Mary,16岁,儿子叫William,15岁。由于两个孩子都是加拿大公民,外事部门很快验证了身份,发放了护照。但由于国际客轮舱位紧张,等票的乘客排队很长,何恩等不及,决定让孩子们飞到加拿大。两个孩子先由广东到香港,在那里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旧金山。走出舷窗后,两个不会讲一句英语的孩子完全不知所措,幸好当地华人施以援手,让他们穿上西式服装,并将他们送上了前往芝加哥的联合航空公司航班。然后加拿大航空公司接手,将他们送往渥太华。

何恩被告知孩子将在星期五晚上10点抵达渥太华,可是阴差阳错飞机却在下午2点降落在渥太华的“上地”(Upland)机场。没人在机场接这两个孩子,机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这两个孩子沟通,而孩子又没有父亲的地址。后来还是一位飞行员从一个孩子口袋里找到一张何恩多年前寄回广东的旧名片,上面有洗衣店的地址和电话,这才解决了问题。何恩立刻开车赶到机场,终于见到了分离11年的一双儿女,一家人幸福团聚。女儿略显羞涩,儿子却立刻跑到父亲怀里,细数一路上的见闻。

由于语言障碍,两个孩子不能立刻入学。何恩打算给他们请英语辅导老师,次年秋季再把他们送进本地公立学校

何连长来到渥太华是在排华法案之前。后来他返乡几次,在老家娶了妻子,生了四个女儿,但是他的妻女却因排华法案所限而无法前往加拿大与他团聚。排华法案废除后,何连长立即申请在开平的妻子和四个女儿前来渥太华。何连长的妻女先搭乘轮船到加拿大西岸,然后乘火车由西岸抵达渥太华。1949年渥太华的火车站就在后来的市中心。据称何连长去火车站迎接妻女那天,渥太华的新闻记者赶去采访,何家的团聚成为当天头条新闻,本地英文日报刊登了题为“欢迎来到加拿大”的大幅配图报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华人重男轻女,何连长居然把四个女儿都申请出来,一时传为佳话。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家庭团聚后,何连长夫妇连续生了三个儿子:James、David与Joseph。

何连长的女婿Peter Wong曾说,特鲁多总理家里经常将桌布送到何连长的洗衣店熨烫上浆。何连长的顾客可以轻而易举产生一份渥太华显赫的高层社会名单,其中包括总督朱尔斯·莱杰(Jules Léger)、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总理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最高法院的法官、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首都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

图片 4 何连长1982年4月18日中华大厦落成庆典上与渥太华杜瓦(Deware)女市长交谈

图片 4 何连长1982年4月18日中华大厦落成庆典上与渥太华杜瓦(Deware)女市长交谈

图片 5 何连长在洗衣店(来源:《渥太华新闻报》1976年3月22日)

图片 5 何连长在洗衣店(来源:《渥太华新闻报》1976年3月22日)

 

1976年何连长关闭了洗衣店,同时把小楼也卖了,那一批旧式洗衣设备被加拿大科技博物馆买去做陈设。何连长似乎注定是一位新闻人物,渥太华一家英文日报感叹道:何连长的离去也把熨衣浆带离了渥太华(would take some starch out of Ottawa)。

生意即将结束的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何连长一边站在洗衣店的前窗向外望去,一边笑着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把一切都卖得太便宜了。不过谁在乎呢?没有人从这样的生活中变得富有。辛顿堡洗衣店的关闭,标志着整个渥太华甚至可能是整个加拿大华人手工洗衣业的结束。

记者形容何连长是一位穿着橡胶靴子的矮小、消瘦、纤细如线的男人,幽默而乐观。何连长的三个儿子已经买下了一家餐馆,洗衣店结束后,何连长全力支持他们。1977年1月6日,“何连酒楼(Lin Ho Garden)”在麦瑞维尔路(Merivale Road)1556号隆重开张,《渥太华新闻报》刊登了整版广告。不过,这间餐馆并没有经营太长时间。

何连长,渥太华著名的“杰出洗衣工”。他的传奇人生也是那一代华人的生活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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