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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不散,《光阴》不朽,世间幸有罗大佑

拾遗物语

他是一名医生,

他也是一名音乐人。

他有两把手术刀,

一把用来救死扶伤,

一把用来解剖成长、爱情、社会以及整个时代的迷茫。

他是华语音乐教父——罗大佑。

知乎里有个匿名用户说:

“八几年,我上小学二三年级。

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在电线杆的广播下,

听到一首歌,

歌里有秋千、有知了和神仙。

它的旋律如此优美,

就像是天上来的。

那一刻时间停滞了,

世界上除了这首歌再没别的。

之后的很多天,

每次到那个时间,

我都会在那根电线杆下等一会,

像条守时撒尿的狗,

期望广播里奇迹般地再次响起它,

然而终于没有。

直到后来有了磁带和电视,

我才知道,那首歌叫《童年》,

唱歌的那人,叫罗大佑。”

▲ 罗大佑《童年》

知乎用户的回忆,

可以说是整个70后、80后的共同经历,

它承载了我们这代人,

在当时物质匮乏、信息不发达的环境下,

太多的美好与忧伤。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童年》每次响起,

都能把人的遐思带回遥远的从前。

那时候,阳光温暖;

那时候,时光很慢;

那时候,罗大佑拿到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志愿》。

罗大佑出生于医药家庭,

爸爸、哥哥都是医生,

妈妈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

爸爸除了医学,

对音乐也颇为热衷,

并买了台钢琴放在家里。

罗大佑小时候不懂医,

爸妈就督促他练琴。

“那时候,我家街边有棵榕树,

夏天知了在上面成群地叫。

那棵榕树,成就了后来的《童年》,

只不过街边换成了池塘边。”

在莫扎特、肖邦和知了声中,

罗大佑的心思,

离从医越来越远。

上国小二三年级的时候,

学校要求学生写一篇命题作文《我的志愿》,

罗大佑写了五个字:

我想做音乐。

罗大佑的哥哥有一把吉他,

罗大佑就抢过来,

他吃饭弹、下课弹,

睡觉也抱着。

为了练琴,他还经常逃课。

爸爸不乐意了:

“我让你学音乐,

不是让你痴迷,

只是为了陶冶情操,

你不要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

还是得老老实实念书学医,明白吗?”

那时候罗大佑并不懂,

追求是什么,理想为何物,

既然爸爸要自己学医,

那肯定是为自己好,肯定是没错的。

罗大佑点点头,

放下了吉他乖乖看医书。

高中毕业后,

罗大佑遂了爸爸的心愿,

进了医学院。

在医学院,罗大佑没有忘记爸爸的忠告,

他认真听医学课,

每一门都能考到60到70分之间。

但远离了爸爸的管制,

玩音乐的心思也苏醒了。

他进了学校乐队,

晚上去酒吧驻唱赚外快。

他听了大量外文歌,

“前前后后买了1000多张外文CD。”

他着魔般地研究旋律和作词,

“有一次解剖课,我直接忘了去。”

他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

以及徐志摩翻译的《歌》,

都谱成了自己的歌。

期间,他和女友分手了,

那时候诗歌正风靡,

他把这段少年心事,

化作了“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等断章诗句。

几年后,这些诗句,

被写成了《恋曲1980》。

不久后,

乐队成员王振华当上副导演,

他很是喜欢罗大佑的作品,说:

“你这么有才华,

来帮我们的电影做配乐吧。”

那首配乐,叫《闪亮的日子》。

演唱者刘文正没注意这是谁写的歌,

但有个人注意到了,

那个人,是《闪亮的日子》的女主,

她的名字,叫张艾嘉。

▲ 罗大佑与张艾嘉

1976年,台北香颂屋,

张艾嘉在《闪亮的日子》剧组,

初识罗大佑。

她对这个戴墨镜、穿黑衣的男人说:

“你来当我的制作人吧。”

当时的张艾嘉,

年轻漂亮,气质卓然,

罗大佑不由为之倾倒。

他总是叫张艾嘉为“小妹”,

“这个昵称,只属于张艾嘉一人。”

他把“小妹”写成了《小妹》:

“黑夜已笼罩这城市的苦恼,

小妹让我将你轻轻地拥抱。”

“小妹”也深深迷上罗大佑:

“他真的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对他惊为天人。”

一来二往中,

两人感情急剧升温,

罗大佑的才思如同开闸洪水般倾泻:

他为张艾嘉写下《童年》,

写下《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昭示了我们爱情故事的开始。”

他把这些歌拿给张艾嘉首次演绎,

它们成为两人青春年少的美好印记,

更成为流行音乐进入新时代的强大推力。

但就如美好的爱情故事,

总是以不太美好的结局收尾,

罗大佑和张艾嘉的爱情故事,

没多久也走到了天各一方的终点。

从张艾嘉那里,

罗大佑得到了失败的恋情,

却也得到了证明自己音乐才华的契机。

这个契机,

正带着他超越医生这个职业,

引领他通向开宗立派的高地。

70年代末的流行歌曲,

大多是歌颂故乡、赞美祖国的民歌。

这些歌的作曲高妙婉转,填词文雅华丽,

编曲运用大量吹拉弹奏的民族乐器。

这些歌都挺好,但有两个问题:

曲调复杂,不利于传唱;

内容空泛,远离大众生活。

罗大佑不是专业出身,

因此不受这些教条的束缚。

他只知道:好的音乐,

一定是旋律抓人耳朵,

编曲不拘一格,

歌词朗朗上口,

曲种更要多元化。

因此,在作曲上,

他力求简单,

让人听一两遍就能哼出来,

“创作人应该去思考,

如何让你的听众拥有一个美好的记忆。”

在编曲方面,

他把电吉他、钢琴、电子鼓等西洋乐器大量运用其中,

打造出乡村、摇滚、雷鬼等多种音乐类型,

一扫往日流行乐的曲种单一和陈旧之气。

填词上,罗大佑抛弃了空洞的华丽辞藻,

极力书写“与我有关”的琐事和大事。

罗大佑的作词有四大特征:

一是美得像文学作品。

比如“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二是三段式的排比和递进叠词。

比如“初次等待的青春”,

“初次流泪的青春”,

“初次回忆的青春”,

一段排比,三个递进叠词,

却写尽了一对恋人,

从年少相恋到别后相忆的整个光阴故事。

三是立足于现实生活。

比如《童年》里的“黑板”、“秋千”、“水彩笔”,

这些字眼,真实、直白、生活化,

它们是每个人的儿时经历,

足够引起每个人的回忆与共鸣。

四是“词曲咬合”。

简单来说,词曲咬合就是词的发音跟曲的调子高度匹配,

词平曲平,词升曲升。

比如《童年》里的“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结尾处曲调平缓,所以用平声的“天”;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结尾处曲调上扬,所以用了去声的“面”。

这首简单轻快的歌,

为了实现“词曲咬合”,

罗大佑磨歌词磨了接近三年,

“在词曲100%和谐前,

我是不会拿出来发表的。”

十多年后,

高晓松写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里面有句歌词:

“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

那些字是什么呢?

高晓松说:“那是罗大佑的词,

他的词是中文里非常高级的写法,

我会唱、会弹他的每一首歌,

从内容到形式,从‘艺’到‘术’,

他的歌都是无与伦比的。”

尽管写了《童年》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

但罗大佑仍将职业定义为医生,

“七八十年代,

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崇的职业,

而玩音乐是没有出息的象征。”

他每天抽血化验、拍片开刀,

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那时候我是医院职位最低的医生,

每个医生都可以用专业知识来修理我。

我心中也有不服气,

但人命关天,你敢不服?”

他忍了下来,

在生老病死匆匆轮回的日子里,

音乐成为他排遣压力的唯一释剂。

他本以为会这样过一生,

直到1980年的某天,

他遇到一位小女孩。

小女孩被送进医院时已奄奄一息,

她的胸腔插有一根尺许长的刺针。

这个女孩是台湾“美丽岛事件”发起人的女儿,

母女俩均遭到政治暗杀。

主治医生小心翼翼取出那枚刺针,

小女孩度过危险期,呼呼沉睡。

罗大佑那夜刚好值班,

他悄悄走进病房,将刺针放入怀中。

那根针,刺破了80年代台湾的压抑空气,

也刺痛了罗大佑的心:

当医生有多大用?

只不过是解救一小部分人的发肤之痛罢了。

而隐藏在大众内心最深处的疾苦,

那看不见的压抑和绝望,

才是最需要解救的。

他脱下一件件白袍,

他拿起另一把手术刀;

他不再耽于小儿女间的情情爱爱,

他开始审视这个社会下的汹涌暗潮。

他准备为一个大型物种进行手术——社会。

1982年,罗大佑录完个人首张专辑《之乎者也》后,

写了一句话:

“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

他跑遍了台北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

却没有一家愿意帮他发行。

为什么唱片公司不敢接?

因为这张专辑太“狂”了。

就以里面的《鹿港小镇》为例,

创作这首歌之前,罗大佑去洗车,

跟洗车小伙子聊了起来。

小伙子告诉罗大佑,

他来自台中鹿港,

那是一个宁静而淳朴的地方。

“然而移民政策一出台,

老家就被政府占了,

我们不得不北迁。

台北看似遍地机会,

但那些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外来人的。

外来人所得到的,

只有无尽的破灭与心碎。”

▲ 鹿港小镇

那段时间,

罗大佑正在看《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笔下‘垮掉的一代’,

何尝不是这些辗转流离的异乡人?”

回去后,他写下了《鹿港小镇》: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这首歌时长4分43秒,

却将梦想的破碎、恋人的苦楚、

台湾民众的压抑和迷茫、当局者的冷漠无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鹿港小镇》,

专辑中的《之乎者也》《将进酒》等,

同样书写了当时社会里的种种问题;

整张专辑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完全“没有不痛不痒的歌”。

不知碰了多少次壁,

终于,滚石冒险接了这张专辑。

滚石老板说:

“我不敢预估这张专辑的命运,

但我愿意赌一把。”

专辑发行后,

罗大佑也重披白袍,重拾手术刀,

回到了医院上班,准备再也不碰音乐。

没想到,这张专辑居然火了,

一上市就卖了14万张。

行走于台北大街小巷,

随处可以听到广播里传来罗大佑那破锣般的跑调歌声。

很多年后,

台湾公布了1975年到1993年间的音乐新百大专辑,

《之乎者也》,排名第一。

它有这样的地位,

是因为这是第一次,

有人以社会为纲,

以人文情怀作笔,

以残酷现实为主题,

将种种社会弊病和大众的迷茫绝望娓娓道来。

《之乎者也》大获成功,

罗大佑一夜成名,

音乐人的身份俨然超越了医生的本分。

次年,他用《未来的主人翁》再次解剖社会,

再次振奋了台湾民众。

当民众翘首等待他的第三次狂潮的时候,

1988年,他却带来了《爱人同志》。

那是又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个比社会更为辽远的主题——时代。

《爱人同志》里有首歌,

叫《恋曲1990》。

多年前,罗大佑写了一首歌,

叫《恋曲1980》。

多年后,罗大佑再写了一首歌,

叫《恋曲2000》。

一部“恋曲”,横跨30年,

它脱颖于时代,

但里面的内容却无关于时代宏旨。

它阐述的仅是一个单纯的“人”,

在30年的聚散飘零中,

对生命的探求,对生活的思考,

对情感的心境转变。

从“你永远爱着我”,

到“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

再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

寥寥数语,却将大时代下,

一个小人物对待感情态度的转变——

从少年的炽烈,到青年的深情,再到中年的释怀,

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种心境的转变,

表面水波不兴,实则暗流汹涌,

这又何尝不是具象化和情感化的时代变迁?

“恋曲”三部曲少了几分尖锐,

多了几分柔情,

但其受欢迎程度,

却超越了“社会”系列。

这是因为“社会”系列带动的是情绪,

而“恋曲”则将落脚点上升至人文精神。

人们需要各种情绪,

但那是稍纵即逝的东西;

人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依托,

那才是隽永深刻的东西。

“时代”系列中,

除了“恋曲”三部曲,

罗大佑还写了“家”三部曲、

“中国”三部曲等。

它们跨越地域,跨越时间,

成为一个时代独一无二又珍贵无比的音乐类型。

▲ 林夕

1991年,林夕的主业还是一名语文老师。

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了几首歌,

但一直不温不火。

罗大佑看了他的作品,

找到他说:“以你的才华教书可惜了,

跟我出来干吧。”

那时候,罗大佑已经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音乐工厂”,

那时候,罗大佑已经提携了周华健、辛晓琪等“新人”,

王菲、娃娃等也是旗下艺人。

那时候,林夕还没成为王菲的御用词人,

那时候,林夕的词伤春悲秋,

“太浓、太满、不够自然。”

罗大佑让他放开写,

不要拘泥于前人写词的束缚,

“爱情、社会、时代,什么都可以。”

尽管“什么都可以”,

但有一点,罗大佑要林夕分外重视,

那就是“词曲咬合”。

于是,在“音乐工厂”里,

林夕写的第一首歌,

《滚滚红尘》粤语版,

就有了一鸣惊人的效果:

那是按“词曲咬合”的要求写出来的。

“是一个错误年份”,

结尾是升调,于是用了去声“份”,

“认识不应结识的人”,

结尾是降调,所以用了平声“人”。

后来林夕离开了“音乐工厂”,

这门技能却永远刻进了他骨子里,

所以知乎上有人说:

“不懂词曲咬合?多听几首林夕的歌就明白了。”

多年后,

林夕已名动天下。

一天,罗大佑给林夕打电话:

“听说你现在叫‘夕爷’了?”

林夕赶紧回道:

“哎呀,乱讲啦!

你最近怎么样啊,罗公?”

一声“罗公”,

足见罗大佑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1994年,在填写职业一栏时,

他写下两个字:作曲。

他用近20年时间,

终于完成了职业转变,

完成了他小学时候的《我的志愿》。

他用天赋异禀的才华,

开启了华语音乐词曲创作的新格局。

他用看不见的手术刀,

剖开了动荡社会表皮下的丑与恶。

他用纤毫入微的笔调,

勾勒出时代巨流里的人文精神。

他用无出其右的影响力,

提携了一个又一个的后辈才俊。

不仅如此,

他还有“沧海一声笑”的豪迈性情,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的家国深情,

“莫让红颜守空枕”的儿女长情,

“为明天献出虔诚祈祷”的赤诚热情。

他的笔触,无所不及;

他的歌曲,无所不包;

他的情感,无所不至;

他的精神,无所不在。

他叫罗大佑,

他是当之无愧的“华语音乐教父”。

1986年,25岁的崔健,

写下处女作《一无所有》,

自此,摇滚在中国大陆崛起。

崔健说:“因为罗大佑,我拿起了吉他。”

还是1986年,在滚石唱片当制作人的李宗盛,

经常研究罗大佑的词曲。

他按照“词曲咬合”的方式,

写下《寂寞难耐》。

日后,华语乐坛多了个“大哥”。

李宗盛说:“如果我是大哥,罗大佑就是大大大哥。”

1987年,罗大佑还没成为“大大大哥”,

他仍是一名医生。

一个深夜,他思索良久,

遂提笔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

“感谢你们把我栽培成一个医生,

但上天给了我一把吉他,

让我成为罗大佑。

医生那么多,

不需要多一个罗大佑;

而在音乐上,我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做医生面对的是生命,

做音乐面对的也是生命。

我已经决定好这辈子不做医生,

一辈子都做音乐,

一辈子的主业都只有音乐。”

他真做了一辈子音乐;

而他的音乐,也反过来影响了很多音乐人的一辈子,

比如陶喆,比如周杰伦。

他的音乐,激励着这些后辈,

去赞美爱情,去反思社会,

去书写时代,去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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