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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警方完全包围理工大学的第三天，我在校园内跟一批留守者接触，记录下一些外界很难感知的细节。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我没有东西要说。”
这些是我以记者身份进入校园后听得最多的话。
这场“反送中”抗议示威运动由六月开始至今差不多半年，虽然偶有示威者误伤记者的情况，但总体来说两边关系良好。
理大留守者的冷漠，或许是因为有消息传出，有警员乔装其他身份进入校园获取情报所致。而在另外一边，警方认为有示威者乔装急救员或记者逃避拘捕。
校园内大部份是身穿便服的年轻人，他们一般以3至10人小队的规模行动。校园主要平台位置满目疮痍，正门入口是重灾区，地上有焚烧过的杂物、催泪弹弹壳、冲洗眼睛的生理盐水、汽油弹、防具等。
接受治疗的示威者
我和负责摄影的另一位同事在一栋大厦的最低层发现了70多名正在接受治疗的留守示威者，他们披上由救护员提供的衣物。据现场救护员描述，部份伤者有低温症症状出现，也有部分人擦伤。香港气温这几天徘徊摄氏18至25度左右，为何出现低温症？原来他们担心警方趁凌晨时分攻入校园，因而通宵达旦留守室外，终因抵受不住寒风而脸青唇白。
我一直以“留守者”形容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是在校的理大生，可能是保卫校园的毕业生校友，也可能是从其它地方前来支援的示威抗议者。当局统一以“暴徒”形容他们，而现实里的他们，组成是复杂的，进入校园的原因亦各有不同。根据警方公布，截至11月19日下午 3 时，警方一共在理工大学及附近地区拘捕及登记约 1100人，包括自愿离开校园的约600人。在该600人当中，大部分不是理大学生，有约 200人未成年。
慌不择路的逃离
校园内充斥着不断寻找出路的学生，他们一直查看自己的手机，留意着抗争频道的讯息，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偷偷突破警方防线。也有人留意着其他留守者的一举一动，只要有离开的苗头，总会有更多人跟上。
“这么多人，我怎样走？”一名示威者原本想从地面一隐蔽处离开，没料到30人蜂拥而上。然而他只是抱怨了一句，没有把其他“手足”赶走。最终他们发现，防暴警察不但在公路上包围，还躲在学校外围的小树丛里。
我听到一位警察对试图偷走的年轻人说：“小蟑螂，快点回去找你爸爸喝奶去吧！”年轻人只好折返，静待下一个机会。
此前，有警员被箭射中小腿及被钢珠击中面罩，令警队和示威者双方关系非常紧张。警方甚至警告，如果示威者用致命武器，可能会发射实弹。在言语上，互相攻击的双方似乎也在想方设法打击对方的信心。
这几天，平台变战场，课堂变睡房，只有饭堂仍是饭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原本只求一杯清水解渴，岂料水吧内的他慷慨地问：“你想喝什么？”最终，我端走了一杯热腾腾的好立克。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示威者常常提起的口号，意思是大家在不同岗位分工合作。在理大，有人爬山的方法，是冲一杯好立克。
对理大校长的不满
大学正门外，另一批人同样焦急，他们是教育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法律学者张达明，也有一群修女和正在四处寻找自己学生的中学校长。纵使留守者跟他们常有意见分歧，但这群“大人”还是运用自己的方法，向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提供心理及法律支援。
理大校长滕锦光更多时候出现在墙上的涂鸦里：“滕锦光，你去哪了？”
滕锦光自“反送中”运动以来，多番拒绝跟理大学生会会面。而当示威者进入校园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后，他亦仅透过电邮及录像表态，引起很多学生不满。
“自守”还是死守
“我不要出去，我一出去，我什么都没有了。”一名身穿印有理大校徽衣服的女学生，向电话中的父亲如是说。警方早前表明，“所有从理大出来人士会以涉嫌暴动罪拘捕。”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入狱10年。有人说，青春是早晨八九点的阳光；她如今只要踏出校门一步，前景就一片昏暗。
在一片愁云惨雾的气氛中，法律学者张达明说：“现在从正门出去一定会被捕，不过被起诉的机会很小，除非你真的被拍下投掷汽油弹等的片段。”下午，一批年轻人跟随张达明离开校园。临行前，选择留守的“勇武派”跟他们相拥。虽然有人不满愈来愈多人撤离学校，但他说：“我仍然尊重他们的决定。”
理大攻防战共有逾千人被捕和接受警察登记，我问一位誓言“奋战”到最后的留守者，如何看这一役。
“一场抗争不可能完美地走对每一步……你不觉得吗？这里的空气可以流动，但令人感觉局促。”令人窒息的，除了催泪弹，还有政局。
如果装备精良的防暴警察，最终选择浩浩荡荡一举而上，他们一群留守者作何打算？是接受被捕、是武力反击、还是落荒而逃？这群政府口中的“暴徒”、示威者口中的“勇武”、留守者口中的“手足”，一脸茫然：“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