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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撰稿|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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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撰稿人

韩晗,男,1985年4月出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UNC-Chapel
Hill)亚洲学系访问学者、
美国中部及西南部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兼任四川大学符号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至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湾与德国出版中英文专著19种。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火了,火的不是时候,也是时候。

不是时候,是因为正值疫情蔓延,危急时刻不能玩情调,否则自讨没趣。说是时候也有道理,恰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时刻,此时不火,更待何时?

很多人不懂这几个字的来由,我初看也不知来自何处。幸亏钱文忠教授微信解惑,细述八字来由,始知渊源有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其行文修辞典雅,但我们大多数都望尘莫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是盛唐时日本权臣长屋王赠给中国高僧大德袈裟上刺绣的字,后面还有“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日本是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尤其是唐代文化。其实唐代也是中国修辞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古文运动与诗歌皆为中国文学之冠,而且“修辞”一说正是在古文运动中被较为系统地提出: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语出韩愈的名篇《争臣论》,“修辞明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修辞主张,在韩愈看来,修辞的核心是“惟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甚至“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一言以蔽之,修辞必须创新。韩愈本人是修辞大师,我们知道韩愈写过《师说》,这是文质彬彬的韩愈。梁实秋先生讲过,骂人也是语言艺术。所以说修辞当然不只是温文尔雅,骂人骂到极致,更可见骂人者修辞水平之高: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韩愈骂的谁?佛祖释迦摩尼的舍利子,当时唐代佛教盛行,唐宪宗执政时,法门寺开塔,全民迎佛祖舍利,一时盛况空前。韩愈反其道行之,直接给唐宪宗上书,在他看来,即使释迦摩尼借尸还魂,不远万里来长安朝拜,最多也只是安排外交部长请客吃个饭,皇帝送一件袈裟,然后送客滚蛋,到此为止。若是尸骨就算了,这玩意儿不但“枯朽”而且“凶秽”。一代文宗,如此辱骂佛祖却不带一个脏字,恐怕旷古绝今,行文中处处见怒火却笔扫千军,更见识其修辞登峰造极,中国古典修辞之美,于此亦可见一斑。

这次新冠肺炎蔓延,满世界看到的是“武汉加油”,或者“湖北加油”,再往上“中国加油”,精神可嘉,但修辞贫瘠却令人汗颜。后来日本方面又送来援助物资,又改写“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句话很多人倒是读过,因为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遗憾在于,这些课文年轻时都耳熟能详,甚至还能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可惜到头来激动了兴奋了还是只能说一句:卧槽。

当然有人说,谁说我们在修辞上没有创新?且看我们创造出了古人从未使用过的新成语——

全面推进、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切实抓好、扎实推进、加快发展、持续增收、积极稳妥、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明确职责、坚定不移、牢牢把握、积极争取、深入开展、注重强化、规范改进、积极发展、明显提高、不断加强、大幅提高、显著改善、日趋完善、比较充分……

说上述词汇是成语的,不但蠢,而且坏,这些词汇的本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保守修辞,这不禁让人联想“多快好省”、“三面红旗”等四字搭配。四个字的不只是成语,也可能是易烊千玺。就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下联对“一带一路四中全会”,对仗平仄都没大错,但是不能这么用。今天我们的修辞似乎走入到死胡同里,前进无路,倒车无力,官样文章中的修辞贫瘠犹如念经,据说已经延伸到了小学生作文。如果我们把这种词汇而不是“风月同天”或是“岂曰无衣”传给我们的后人,试想千百年之后的子孙后代,会用什么样的语言交谈?

顺便说一句,除了中国大陆修辞贫瘠之外,另外一处修辞灾区就是香港,当然我不是说香港的学者与作家,最好的汉语修辞——饶宗颐、金庸、董桥与最差的汉语修辞——港媒都在香港,港媒的抑郁狂躁,其修辞已不止于贫瘠,如“XXX劈三腿狂亲嫩模”、“XXX巨乳诱惑贱男”之类的洪水猛兽般标题已经自成一家,令人侧目,怕羞者不敢当街读报,怕反面标题吸引路人误判自己是登徒子。这种修辞亦不是香港特有,乃至民国上海小报风格,1949年风云突变,一批报人南下香港,也将这类杂碎修辞带来,始开此风,七十年来修辞不变,近年来反而愈发光怪陆离,亦是奇闻。

当然好的中文修辞也并非只有日本有,中国台湾与海外华人也保留了非常好的修辞传统。记得十几年前,正在读大学二年级,一位台湾学者给我写信,“台鉴”二字一时无法理解,也不知回信是否也该用这两个字,于是急盼有高人解惑。

正好某个阳光灿烂的夏季中午,古典文学专家杨树帆教授邀我到府中品茶,我忽然想到此事,于是问及此问题,杨教授微微一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为我解答:“除了台鉴,还有钧鉴、惠鉴,这是古人写信的尊称,表示是请你过目,玩修辞,古人花样多得很。看看我们今天,写信在对方称呼后面只会加‘你好’这两个字,但是对方如果女性,你就不要用台鉴,最好用芳鉴、淑鉴,如果年长的女性,则可以用惠鉴。

临别前,杨教授建议我读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他告诉我,修辞是一门学问,形容为人类语言的一种境界亦不为过。后来我读西方理论史时发现,古希腊人重视修辞,古罗马更甚,干脆将修辞学发端为学问,犹如中国古代的“六艺”,以至于相关论著好几种,如昆体良(Quintilian)的《修辞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与无名氏的《献给赫伦尼》(Ad Herennium)。

古希腊与罗马人的修辞,恰用在政治学上。比如说西塞罗,是政治家也是修辞学家。古罗马贵族16岁就要去念修辞学校,犹如我们今日的大学,学的就是如何雄辩,如何说话,如何成为一个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人。但修辞与政治相联系,却源自雅典民主政治的伯利克里,在雅典时代,“言(logos)行(ergon)一致”是雅典时代修辞学的核心命题。比如说雅典时代对于好吹牛逼者(eu legein),一样鄙视有加。

其实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修辞学,说到底无非是研究如何通过语言来精准、优雅地传递信息。说到优雅,这里面就自然就会“花样多的很”,因此古罗马的诗歌,翻译起来绝非易事,当中一个代表是古罗马语言大师维吉尔。这位诗人说话并不容易让人一眼读懂。马克思是维吉尔的拥趸之一,在马克思最有名的那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开篇如是说: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最后这句话是拉丁语,Danaos是答耐人的意思,就是希腊各部族人。整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纵然希腊人携礼登门,我亦恐惧万分。”这是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里的名句,懂得拉丁文的人不多,但知道马克思这句话的人不少,可是有谁知道语出维吉尔?

说维吉尔是修辞大师,马克思亦不遑多让。比如说这句话德文原文中用了“Unzufriedenen” 一词,翻译成英文是malcontents,就是“心怀不满的人”的意思。这个单词在马克思的文集中并不鲜见,但绝不止一种意思,有心的人可以查一下,在不同的文章中,各自是什么含义。这般看重修辞,今日看来近乎不可思议。

杨教授说“玩修辞”,于我启发甚大,修辞本身就是用来玩的。要把玩品读,我喜欢读台湾作家的书,包括台湾学者。因为台湾没有经历过五四,没有被“口头的白话文”瞎折腾,也没有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更不会被大字报体与口号诗所荼毒。当然与之类似的地方还有海外华人,有一段时间喜欢马华作家,也是因为修辞,比如说黄锦树。

这几年每到海外大城市,必去唐人街,既是旅行,也是思考。当中最喜欢悉尼唐人街,因为华人去悉尼较早,因此店铺招牌、报章启事乃至对联匾额,无一不有着典雅的修辞,“礼失求诸野”便在于此。人家的报纸,内容不过是海外华侨的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但读来却令人齿颊留香。

中国学生缺乏三门课:伦理、逻辑与修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没有伦理,不知善恶,缺乏逻辑,难判是非,不懂修辞,不辨美丑。修辞与美丑何干?修辞是语言之美,语言是人类最基础的交流符号,往上则是图像。连语言的美丑都不分,谈何图像?当我们嘲笑“老年专用表情包”时,这些表情包也在嘲笑我们,正如你凝神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待你满头白发时,审美未必强于今日的父辈。

最后再冒死说一句,我们的修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再不创新,中国人几乎丧失了会说话的能力。创新要有方向,是应当朝更远的历史深处回望。就像是当人家说出“风月同天”时,我们不只会说一句“谢谢”,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武汉加油”和“风月同天”,不搭。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于小茗堂

本期责编 | 盛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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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盛静教授 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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