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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加拿大最终应该释放孟晚舟?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已经变得政治化。随着特朗普卸任美国总统,杜鲁多应该尽快释放孟晚舟,不应该再等下去。

6月,由19位前政界人士、公务员、学者和公众人物组成的联盟致信杜鲁多总理,敦促加拿大政府走出大胆而空前的一步: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拘留者交易。

包括前自由党外交部长Lloyd Axworthy,最高法院大法官Louise Arbour,新民主党领导人EDP Broadbent和保守党外交部长Lawrence Cannon在内等人上书,认为政府应停止孟晚舟的引渡案。

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释放在中国被拘留的“两个迈克尔”(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这是在孟晚舟2018年12月在加拿大被捕后不久发生的。

这封联名信发出时,孟晚舟案已被广泛报道。孟晚舟是中国的杰出人物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她因涉嫌操纵一家美国银行为华为在伊朗的贸易活动提供资金而在温哥华国际机场中途停留时被捕。

涉嫌的行为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因此被美国要求被拘留。如果被引渡和定罪,孟将面临在美国监狱长达三十年的监禁。

同时,两个迈克尔被媒体描述为中国为报复孟晚舟案扣押的人质。

这封信不是加拿大人试图敦促杜鲁多在孟晚舟案中促成交易的第一次尝试。但是,杜鲁多政府的反应令人失望。这封信公开发表的第二天,杜鲁多拒绝了有关国家领导人应干预法院程序的建议。

在所有对这件事的讨论中,似乎都没有提到这种不断升级的国际僵局中的一个要素:美国拘留和引渡孟晚舟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政治行为。释放孟的提议被简化为一场激烈的辩论:“两个迈克尔”的人道主义关注与对加拿大司法独立的关注竞争。

但是考虑到美国因素,加拿大人不得不问完全不同的问题。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孟的逮捕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在拘留孟国并继续进行引渡时,我们的法院已成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工具,加拿大并不总是同意这一议程。

在过去的四年中,在不与特朗普政府抗衡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府一直对过失持谨慎态度,但是现在,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的上任,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从新的角度评估孟事件:陷入两个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之间,释放孟可能是唯一要做的事情。

在美国,引渡请求的决定取决于司法部的高层官僚机构,总统随意雇用或解雇的政治任命官。由于并非所有地区联邦法院的起诉书都会引发引渡要求,因此这是一个酌情事项,取决于官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

无视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采取的两个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将是有意的忽略。首先,5月,美国放弃了与奥巴马政府和欧洲大国于2015年签署的与伊朗的核协议。其次,在11月,当时的司法部长Jeff Sessions宣布了政府的新《中国倡议》:司法部积极打击在中国发现的盗窃知识产权案件。大约在同一时间,官员们在公开担心让中国互联网提供商(尤其是华为)渗透美国市场的安全后果。

孟被指控为华为首席财务官的罪行可追溯到2013年奥巴马与伊朗达成交易之前两年,据说她在向汇丰银行的一家分行索取贷款时谎称该公司涉嫌与一家伊朗子公司有关。孟的法律团队对此指控提出异议,但如果指控属实,孟确实会操纵该银行,使其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面临罚款等潜在损失。

尽管如此,就刑事案件而言,这是至少一名专家认为通常不会达到引渡要求水平的指控。

但是,孟的逮捕是在美国外交政策战中的这两次竞选中进行的。在2018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协议几个月后,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制裁,并开始威胁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孟被捕的合乎逻辑的效果是,在打算考虑在伊朗经商并进一步扼杀伊朗经济的投资者中产生寒蝉效应。

毫无疑问,针对孟的指控是符合美国法律的。但是,特朗普放弃伊朗协议以及随后针对孟的竞选活动可能破坏人们对国际条约体系的信心。

加拿大有兴趣帮助维持世界秩序,而战争不是解决这些争端的后备机制。但是,要使条约生效,就必须得到各方的普遍信任,即各方都将信守其承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违反了前任诺言的实质。同时,加拿大选择不谴责美国的破坏信任行为,而选择宽恕甚至协助它。

但是孟的案件也不仅是与伊朗的争端。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2018年12月11日,即孟被捕十天后,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明确表示此案政治化,表示他将考虑促进孟被释放,作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有一份针对中国的申诉清单。有人指控华为盗版了针对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盗窃案。美国保守派认为该公司是不公平的竞争对手,因为它得益于中国政府的研究与开发资助。同样,美国及其盟国也表达了对华为5G技术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的担忧,该技术会将北约国家的信息过滤回中国政府。

美国的担忧可能是合理的。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考虑采取步骤,包括将华为5G技术排除在我们国家之外,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安全风险(美国已做过,加拿大军方已建议这样做),可能是审慎的做法。但是,除了所有这些冲突之外,特朗普集中于使用孟作为讨价还价筹码,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她的逮捕是否仅仅是被另一个名字劫为人质。

孟可能是华为的高管,但将她视为目标来对抗国家所谓的不法行为是极不道德的行为。然而,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所做的。如果加拿大参与其中,不仅会成为加拿大价值观的基础,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宽容行为,近似于中国对这两个迈克尔家族所做的事情:以合法借口为政治目的平民化。帮助建立一个将这种行为规范化的世界几乎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

自孟孟被捕以来的两年中,杜鲁多和副总理方慧兰坚定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加拿大的引渡案件完全由法院裁定,即加拿大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但这是躲闪。

在程序上,根据引渡要求逮捕嫌疑犯后,是由联邦司法部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调查。一旦作出判决,案件将移交给政治任命的司法部长,由司法部长再次酌情决定引渡嫌疑犯或拒绝。1999年《引渡法》明确授权部长在做出决定时考虑外国提出引渡请求的政治背景和动机。多伦多律师布莱恩·格林斯潘(Brian Greenspan)在去年5月致司法部长的长达10页的有关孟案件的法律摘要中指出,即使在针对被引渡人的证据确实存在的情况下,司法部长有权评估起诉决定背后是否有政策动机,如果有,动机是否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相符。

加拿大仍有选择的余地,引渡孟的法律决定很可能会在2021年的某个时候做出。美国对孟的起诉一直是政治性的,对于我们的领导人来说,停止允许特朗普政权与中国和伊朗的冲突为时不晚。

*本文编译自Chris Scott于1月8日发表在加拿大针对外交政治热题的杂志The Walrut的文章,有节选。

Chris Scott是在加拿大生长的记者,对环境问题和地缘政治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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