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侨网新年期间举家团圆围炉聚餐是一大乐事，但对住在香港的斯蒂芬妮·吴而言，这却是一大压力。
她在16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神经性厌食症。
厌食症是一种进食障碍和精神健康问题，通常症状包括体重过轻，担心变胖，过度节食或过度运动，导致体重严重减轻影响健康。
农历新年的欢乐气氛因为她对食物的担忧而变色，“过年时有一大堆吃的，咸的、甜的、油炸的，但一想到把这些东西吃下肚会有怎样后果，我就什么都不想吃。”
很多女性都有类似的担忧，虽然没有官方数据能确定香港有多少人有进食障碍，但根据2015年妇女基金会对500名香港女性所做的调查发现，10个女性中有9个经常担心她们的体重。
在亚洲国家，进食障碍也成为一个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显示，中国女大学生的进食障碍问题，可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或更为严重。
亚洲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扮演重要角色，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一些女性甚至还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专家认为，女性掌握更多的支出能力，加上消费主义文化抬头，促使女性对身体形象更加重视。
亚洲的文化规范和家庭压力也塑造了人们对食物的态度和情感，类似过年这种社会习俗更可能引发一些人的进食障碍。
斯蒂芬妮就是一个例子。作为女性，她感受到必须维持身材苗条的压力，但是中国文化和习俗又让她不得拒绝长辈和主人盛宴款待的热情。
斯蒂芬妮开始研究这个主题，去年完成并发表了她的研究论文。
图像来源，STEPHANIE NG
因为觉得受到进食障碍困扰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支持，她也在网上开了博客，分享自己的故事，也让年轻女性重新看待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痴迷健康食品”
她表示，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抗拒中国饮食文化，并认为自己应该要吃健康食品和多锻炼运动。
“在我被诊断厌食症之前，我相信我已经有’健康食品痴迷症’。”
健康食品痴迷症尚未被用在精神病学诊断上，但被用来形容一种进食障碍，因为过度追求健康饮食而导致的饮食失调情况，如果吃了自认为不健康的食物会让人极端焦虑或有罪恶感。
当她的家人对她新的饮食习惯表达担忧的时候，斯蒂芬妮却自觉“高人一等”，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表达。
“有一点逆反的意味，一种’你管不了我’的感觉。”
但是，斯蒂芬妮的饮食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很快就显露出来，她的生理期整个停了下来。
她表示，盲目的追求瘦身让她过度节食，即使体重减轻也满足不了她。
恐惧感
斯蒂芬妮还记得，她妈妈有天拿了一张香港进食失调康复会给的进食失调自我测试清单回家。
“我们坐下来看那张清单，上面的每一个症状我都有，我记得她非常冷静，一点也没有指责我。”
在妈妈的帮助下，斯蒂芬妮终于开始寻求治疗，在治疗期间她被禁止锻炼。
恢复之路有平坦、也有挫折，包括后来她前往美国读大学的时候还曾经复发过。
但是在对抗进食障碍多年之后，斯蒂芬妮说她现在过新年的时候对食物已经不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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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现在她吃东西的时候不会再想要做更多锻炼，现在她了解过新年是和家人团聚的时刻，她能好好享受过年的感觉，不再只是食物而已。
斯蒂芬妮的研究也发现，许多中国女性仍然在东亚文化和身体形象之间挣扎。
“一位受访者跟我说过一个故事，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就是如果饭不吃干净，以后会嫁给/娶到麻子脸。”
“像这样的故事深刻影响到我们的饮食习惯，在我们的心里烙下一种恐惧感。”
图像来源，STEPHANIE NG
并不是只有来自家庭的压力，社交媒体也影响现在人们的生活。
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网络论坛上出现许多暴食催吐的故事，很多女性分享如何暴饮暴食然后催吐不会长胖的经验。
通过治疗和自己的研究，斯蒂芬妮才开始更了解自己进食失调的问题，她发现她之前看待食物带有自己的情绪。
斯蒂芬妮在美国读书时获得诊断，并接受后续治疗，但是亚洲的医护专业缺乏足够的精神专科人才，意味着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出诊断并提供需要的支持。
公益活动
斯蒂芬妮从进食障碍的低谷走出来之后，投身于帮助其他受到进食失调困扰的人。
她学习期间在网上创建的博客“身展”（Body Banter），现在也转变为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该组织现在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合作，在国际社区招募“身展”大使，建立地区性项目，唤起人们对身体形象和外表，以及精神健康等方面的认知。
图像来源，STEPHANIE NG
“身展”大使撰写博客文章，制作播客，在各自的大学和学校校园里开启小组讨论，创造一个让年轻人能够不羞于启齿的友善空间。
“行尸走肉”
当茱莉亚·尹（Julia Yoon）的女儿被诊断有厌食症的时候，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事先发现任何迹象。这让她决定在伦敦受训成为进食障碍咨询师，协助其他年轻女性摆脱进食失调的困扰。
茱莉亚说，在韩国，人们缺乏对进食障碍的正确认识，很多女性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进食障碍，她们觉得自己的饮食习惯是正常的，但其实她们有厌食症倾向。
茱莉亚现在在许多学校举办活动，提升年轻人对饮食失调的认识，她还把一本教育家长如何帮助子女克服饮食失调的英文书翻译成韩文。
她表示，“通常父母会责怪自己，而这本书帮助我了解要如何展现同理心和耐心帮助我的女儿。”
图像来源，JULIA YOON
但她说，这可能是一段痛苦的过程。
当时他们还住在韩国，作为一名韩国母亲，她很了解韩国女性面临的压力，但她万万没料到她女儿上的舞蹈学校竟然是导致女儿节食瘦身的根源。
她女儿上的是一家竞争激烈的舞蹈学校，每位舞者每天都要测量体重，她们受到鼓励早晚只能吃3口糙米饭，午餐吃沙拉。
茱莉亚后来去找学校校长谈话，校长告诉她”韩国女生比西方女生要矮，需要比她们瘦更多，看上去才会显高”。
5年后茱莉亚终于给女儿换了学校，但是已经造成伤害，她女儿节食瘦身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开始暴饮暴食，这也是进食障碍的一种，无法控制饮食并因此怀有罪恶感。
作为父母她觉得在韩国没办法得到专家的帮助，没有多少专门研究进食障碍的精神病学专家。
在她的女儿获得诊断患有神经性厌食症之后，医生给女儿开了药方，以及一套饮食计划。
“我还记得我们回家后坐在沙发上，女儿哭倒在我和丈夫的膝上，说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她看上去非常憔悴，在家里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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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与恢复
茱莉亚和丈夫认为韩国的专家无法提供足够支持，于是决定全家前往美国圣迭戈大学的进食障碍中心寻求帮助。
茱莉亚说，那里采取家庭式的治疗方式，他们提供营养师、小儿科医师、艺术治疗师、精神医师、心理医师和其他专家一起治疗。
在美国停留一个多月，治疗并学习全家人如何应对之后，他们回到了韩国，茱莉亚的女儿也逐渐恢复目标体重。
因为韩国舞蹈学校过于强调舞者纤细身材，茱莉亚决定为女儿请到一位来自巴黎的私人舞蹈老师。
茱莉亚的女儿后来也顺利申请到美国的舞蹈学院，赴美深造，而她自己则前往伦敦接受国家饮食障碍中心的咨询师培训。
与此同时，茱莉亚的女儿在美国未能实现成为专业舞者的梦想，而且饮食失调症状又复发，她搬回家里。
茱莉亚的女儿又陷入抑郁，开始暴饮暴食，现实环境的挑战让她又回到以前的痛苦中。
不过茱莉亚并未放弃，她帮助女儿重新站起来，参加各种活动和学习班，重新找回人生的目的。
茱莉亚的女儿开始在附近教堂开班教授儿童舞蹈，也开始学习艺术和心理学。现在茱莉亚说她的女儿想要成为新闻主播或心理医师。
“进食障碍非常折磨人，全家人都受到影响，历经这一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成长不少，全家人更加团结，但未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图像来源，JULIA YOON
不论是茱莉亚或是斯蒂芬妮，进食障碍都给她们带来巨大挑战和机遇。
茱莉亚在韩国开设了自己的进食障碍咨询中心，她的女儿在大学学习心理学，也在咨询中心帮忙。
“韩国有很多女性过多注重外表，互相比较饮食习惯，我希望能改变这样的文化。”
在新冠病毒疾病疫情之下，斯蒂芬妮也在思考进食障碍和精神健康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进食障碍是一个关于控制的问题，但新冠疫情下我们不能控制未来，这个时候人们也在思考要怎么控制自己的饮食。”
不论如何，她们两人都就此议题持续进行更多的讨论和对话，帮助其他受到进食障碍困扰的人了解自己并不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