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奥运、政治、维权与大国博弈的背后

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立的初衷是在政治以外促进世界和平，但政治往往是影响奥运会能否顺利举行的重要因素。中国一群关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的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近日呼吁外国政府全面抵制下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他们质疑参与北京冬奥是等于“认同中国对于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合理化中国极权的打压措施”。美国多名共和党人正积极推动抵制北京冬奥，民主党亦有类似声音，其中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在不影响运动员参赛下，在外交层面予以抵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方个别政客“搞卑劣的政治把戏”，认为他们担心各国人士参加北京冬奥或前往中国是因为“害怕甚至恐惧各国人士来中国之后，就会了解中国人权事业蓬勃发展的事实和真相”。国际奥委会以政治中立为由，反对对奥运的杯葛行动。

历史上奥运经常也出现抵制运动，一些来自大国博弈，一些则来自运动员自发的政治表态，为种族、宗教等维权。BBC中文访问了一些学者，尝试从历史层面看这次北京冬奥面对的抵制运动。

冷战与新冷战下的奥运

这次抵制北京冬奥让外界联想起冷战时期发生的杯葛奥运行动。1980年苏联莫斯科成为首个共产主义国家主办奥运，但1979年12月，苏联出兵攻打阿富汗，协助当地苏联支持的政府军，美国为首等西方国家开始表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多国响应美国的号召加入抵制行列，包括加拿大、西德、日本以及中国。最终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缺席1980年奥运，当时国际奥委会曾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严正抗议，指这是为求达到政治目标而实施的不适当手段，最终受害的是运动员。

这场风波延伸至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苏联在奥运会前三个月，以“顾及运动员安全”以及“反对奥运会商业化”为由抵制参与，不过外界普遍视苏联此举是反制美国上次杯葛莫斯科奥运会。最终东欧多国及东德10多个国家抵制是次奥运会，一些非苏联盟友的国家，例如伊朗和利比亚，出于反美立场抵制是次奥运。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体育管理系助理教授迈克尔‧纳兰（Michael Naraine）对BBC中文表示，北京冬奥被抵制的呼声不能够和当年相提并论，他认为虽然两者均显示出大国之争，但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经济上并非互相依赖，杯葛冬奥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代价都不一样。

“今时今日，中国在国际层面十分重要，特别是经济上的跨国供应链，美国和加拿大等在制造业和原材料等都需要中国提供，”他说，“现在避免了全面冷战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市场带动与西方的贸易，中国在运动等文化产业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国家会出口奢侈品到中国扩大中的中上阶层。”

纳兰认为，除非美国能够带动多个主要国家参与抵制行动，否则能够实质带动中国作出重大政治社会改变的可能性很低。他说：“从体育商业的角度，我们都知道，80年代的杯葛行动，在整体推动改变上都相对没什么效用，苏联不会因此倒下，他们也在1984年抵制洛杉矶奥运。”

香港理工大学研究运动与政治社会关系的学者李峻嵘指出，“外交抵制”在过去也时有出现，例如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也有一些西方国家领袖因为俄罗斯人权问题而拒绝出席相关活动，但这些效果远低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互相“全面抵制”。

“政治人身不参加奥运活动，最多可能在报纸上有几天的新闻，带来的震动，与80年代的震动很大分别。”

李峻嵘亦质疑，目前人权活动人士推动抵制冬奥这种点名批评（naming and shaming）的做法到底有多大成效：“你看近两三年的局势，无论是香港或是新疆问题，如果你要把这些问题捆绑在大国博弈，或是绑在美国上，只会成为被视为勾结境外势力的阴谋，也许此举令政权尴尬、令中国人不开心，但是否真的改善人权情况？我有点怀疑。”

国际奥委会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

美国太平洋大学专门研究奥运历史与政治的朱尔斯‧博伊科夫教授（Jules Boykoff）则对BBC中文表示，纷争背后一个主要持份者是国际奥委会。奥委会历来都是以政治中立为由，反对抵制奥运的声音，也不支持运动员在比赛场上作政治表述。

博伊科夫把2022年北京冬奥与二战前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当年，纳粹领袖希特勒上场推行严厉针对犹太人的措施，不少流亡海外的德国反对派人士，积极在各国游说抵制柏林奥运，多名犹太裔运动员响应，但在国家层面，这场倡议行动并不成功，美国政界虽然有为参赛与否辩论，但该国奥委会通过决定继续派代表参与奥运。如今中国新疆出现关注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问题，同样与宗教、种族息息相关。

博伊科夫批评说：“国际奥委会为了确保奥运会继续进行，表现出漠视侵犯人权暴行的不幸倾向。1936年至2022年之间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可能是国际奥委会的伪善，毕竟，《奥林匹克宪章》有很多关于平等和反歧视的强大观念，但国际奥委会为了方便做事，而忽略自己的宪章。”

他认为一场抵制行动成功与否，取决于运动员是否参与，因为运动员才是奥林匹克道德力量上的中心，比起外交抵制的力量更大。

“运动员考虑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时身陷两难处境， 一方面，你见到主办单位是明显的人权侵犯者，但同时间，国际奥委会则说没什么可看的。这形成了道德真空（ethical vaccum），压力将会在运动员身上，要他们加紧脚步并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对于许多冬奥选手来说，北京冬奥是他们唯一表现自己，夺取奥运荣耀的唯一机会。”

运动员应否为政治发声？

抵制奥运行动的背后不一定是大国博弈，有时是出于宗教或种族维权。1936年犹太裔运动员自发抵制抗议德国纳粹政府举办奥运；1976年几十个非洲国家杯葛加拿大蒙得利尔奥运会，抗议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比赛；近年非裔运动员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发声。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指出，非洲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平台例如联合国等，受限于富裕国家而无法发声，运动成为了团结和赋权非裔的重要一环。

香港学者李峻嵘表示，在西方国家，运动员进行政治表述是属于主流，例如如果东京奥运成功举办，开幕誓词会加入尊重多元等字眼，明显是回应过去几年“黑人的命也是命”中运动员对反种族主义的声音。

新疆人权问题虽然都涉及少数族裔和宗教争议，但相对得不到世界知名运动员关注，李峻嵘表示，原因是西方国家也有中国国内出现的问题，例如西方运动员关注美国警察暴力，穆斯林在西方国家被歧视等，而相对地在中国职业体坛上，仍然可以见到不同族裔的运动员选手，这令国际运动机构以至运动员，也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去说中国在体育事务有明显的歧视政策。

另一方面，运动员提出批评中国的言论面对更大代价。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NBA）球队休斯敦火箭（Houston Rockets，侯斯顿火箭）总经理达雷尔·莫雷（Daryl Morey）在2019年声援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NBA总裁萧华（Adam Silver）表示支持言论自由，事件触发中国停播赛事；而曾是世界杯冠军队成员的前德国足球员梅苏特·厄齐尔（Mesut Ozil，奥斯尔）疑因发表关注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问题的言论，而遭排除于英超球队阿森纳（Arsenal，阿仙奴）的英超联赛以及欧罗巴联赛（Europa League，欧霸杯）参赛名单。

李峻嵘说，运动员与各大品牌、运动机构关系密切，“中国作为这么重要的市场，按照市场逻辑，运动员未必这么容易愿意得失中国消费市场。”

根据美联社的报导，中国关注新疆、西藏、香港人权问题的活动人士过去一年曾多次接触国际奥委会，寻找取消中国的冬奥主办权，但谈判无效。

活动人士批评国际奥委会为了赚钱，而无视人命和“种族灭绝”，称会把游说目标放在奥运赞助商，并点名一些知名企业，呼吁各界予以抵制。

国际奥委会75%的收入来自运动会的播映权，18%的收入来自赞助。许多运动员亦可能会与相关企业有合作关系。

加拿大学者纳兰说，企业是否赞助奥运会要平衡风险与回报，消费者也许会把赞助商视为“不支持人权和社会平等的贪婪企业”，但同时，企业投资在奥运能够得到很大的曝光率，增加推动消费的宣传效果。

他指出，过去也有一些企业因为民间有不同的倡议声音，而被迫放弃投资奥运，但很快就会被其他企业取代，这突显了透过商界去进行游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