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世界如何应对100岁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庆祝其成立100周年之际，如何应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核心的、更新换代了的威权价值观的讨论愈演愈烈。

对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沉浸在群众热情称赞中的时刻，而不是谈论新冷战的时刻。

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也表示认同，他曾于2014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中国的大多数人……不太关心党内的变化，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他说。

“过去2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他们对此非常高兴。”

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越来越紧，对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越来越强，还有中国国内政策的严厉走向，如何应对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国际政策议题之一。

尽管华盛顿和欧洲存在意见分歧，有些人主张意识形态对抗，有些人（如鲍卡斯）主张继续战略接触，不过在中国这种分歧可能更难收集。

但它们确实存在。

蔡霞是中共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她一生都在与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培训他们，直到去年，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思维导致她走向了实质性的流亡。

她不认同中国人不想进行政治改革，也不认同与共产党接触比其他选择更好。

“促使中国发生政治上的变化，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现在还不是太晚，”她说。

“越早帮助改变目前的政治状态对整个世界和中国人民都是有极大好处的……习近平讲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实际上他已经早就发动了冷战，而且并没有停止过。”

北京为党举行的派对，包括盛大的仪式、庆典和焰火，将一个以僵硬的列宁主义制度为核心、不断崛起、更加繁荣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前景清楚展现出来。

问题是，这些庆祝活动是否只是一场戏的一部分，转移大家对数百万普通中国人毋庸置疑的个人财富增长、生活方式选择的丰富等真实故事的注意力。

或者，这会否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提醒：所有这些繁荣和权力都牢牢掌握在一个一党制国家手中，这个国家想利用它们，不仅针对本国人民，还针对全世界。

马克斯·鲍卡斯属于一个在过去几十年主导中美关系的学派：他相信贸易和接触本身是一种目的。

这个理论是，中国的日益繁荣和壮大的中产阶级为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保证；而且，即使改革进程缓慢而令人痛苦，或者根本没有改革，经济一体化至少比对峙要好。

他担心，这种共识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一种新的冷战思维正在华盛顿占据主导地位。

“我认为华盛顿有太多的集体错觉，”他说。

“国会议员、总统很容易在政治上抨击中国。两党都这样，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必须与中国合作，”他补充说，“中国人和美国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关心自己的家庭，关心餐桌上的食物。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牢记这一点。”

但蔡霞不同意。

她在美国休假期间被开除党籍，现在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无法返回中国，她认为关注经济变化的积极一面而忽视政党政治是不对的。

“西方的学界和西方的政治家们对于中国体制缺乏一个真实的了解，”她说。

“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它是希望抓住这个时间，利用世界经济发展的机会来使自己国力增强，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会对外显示出一种比较友好开放的姿态，但实际它的冷战思维没有改变。”

她认为，无论是否愿意，西方并未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了中西的意识形态对抗。

邓聿文是一份颇有影响力的党报《学习时报》的前编辑，他是另一名流亡的中共内部人士。他担心自己发表对中国体制的批评后被逮捕，没有返回中国。

有观点认为，中国快速变化的经济可能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对此他有些赞同。

他说：“十年前，党是慢慢退居幕后。”

“这是习近平不满意的地方，他认为这种策略会让党很危险，包括有可能失去统治地位。现在用他自己的话说，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邓聿文认为，在共产党新的主导地位下，中国大踏步倒退了。

它在国内变得越来越高压：在新疆有巨大的再教育营，在香港有大规模的逮捕，同时也愈发准备好在全球舞台上维护其威权主义价值观。

“现在中国经济很强大，它在与全世界做生意，所以其他国家需要照顾中国的情绪和思维方式，”他说。

“这本身就将慢慢地对全世界和西方产生深刻影响。在接受中国的体制和逻辑后，会慢慢改变西方的很多方面，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是一种危害。”

蔡霞甚至更进一步，她认为，如今这已成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如果全球化力量未能改革共产党，它会用同样的力量努力将其价值观强加给西方。

“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是怕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也进入中国影响民众，因此它要拼命地阻挡这些想法进入中国，”她说。

“而它自己同时又利用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把它自己的虚假信息、假象输送到国外去，做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进攻。”

BBC联系了许多中国大学的十几位学者，包括蔡霞以前在的中央党校，希望与他们谈谈中共、中共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百年纪念日的意义。

中国对信息的控制如此严格，特别是在这样重要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人可以或愿意发言。

尽管外交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他们没有回应数次请求，帮助寻找一名政党事务的合适专家。

考虑到中共已经处于成熟年龄段和在中国历史上的核心作用，那些仍然支持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人认为，你不能简单地希望它消失。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倡导我们的西方自由价值观，”前大使鲍卡斯说。“他们更好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这么说，但中国已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长，而且他们将继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长……如果我们不能影响他们并让其建立一个更民主的政府，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点并和它打交道。”

当我问及新疆和香港时，他告诉我，尽管中共决心不放弃政治控制，但他认为这是有限度的。

“他们很好地调整了自己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太过压制，太过专制，人们往往会反抗。另一方面，它们的压制可以上探到某一个点。”

但从内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蔡霞称，实际上，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几乎没有内部限制。她认为是时候建立一种不同的模式，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模式对待（和中国的）接触和贸易。

“我希望西方政治家和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情况并采取行动。这种极权体制——任何极权体制——都不会永远维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改变的，我们真的应该帮助它进步。”

在她为之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政党百岁诞辰之际，她对该党有什么正面评价吗?

“其实中国人有个说法叫‘百年之后’，就是指一个人活到100岁，就要考虑死亡问题了，”她说。

“如果我必须说什么积极的话，我希望借着这个百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能认真回顾它在一百年来决策中所出现的重大的问题。这些错误使人民承受了痛苦，并付出了重大代价。它应该想的是自我救赎，而不是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