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計劃生育與美國推翻女性墮胎憲法保護”
上周五,美國最高法院做出裁定,推翻了有半個世紀歷史、保護女性墮胎權的羅伊訴韋德案裁定,引發加拿大的震動和就墮胎權的討論。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立即發推,稱自己為數百萬失去合法墮胎權的女性感到難過。
沒有政府、政客、或是男性應該告訴女性如何決定自己的身體。我希望加拿大的女性知道,我們將永遠支持你的選擇權。
加拿大外交部長喬美蘭(Mélanie Joly)則表示,美國最高法院的這項裁決是世界女性黑暗的一天。
到了周六,就連加拿大的保守黨臨時黨領袖也表示:“保守黨會繼續保障加拿大女性的墮胎權”。
目前角逐保守黨黨領袖的路易斯(Leslyn Lewis)曾公開表示,自己反對墮胎。上周五,她在推特上表示,加拿大不是美國,我們可以進行成人間的討論。
同時,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表示,性與生育健康及權利是世界婦女和女孩選擇、賦權、和平等生活的基礎。
美國最高法院對女性墮胎權的限制,不會防止女性尋求墮胎,只會令墮胎更加有生命危險。
英國首相約翰遜,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國領導人也都強調,美國最高法的裁定是女權的倒退
,墮胎權是女性的基本權益
。
視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與外交部長喬美蘭就美國最高法裁定回答記者提問:
大家需要了解的是,這次最高法院的裁定并不意味著美國全面禁止墮胎,而是由各州來決定其墮胎法律。
過去多年,美國保守派主導的州一直試圖通過立法限制甚至禁止墮胎,但因為羅伊訴韋德裁定,墮胎受到憲法隱私權等的保護而無法全面實施。
而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裁定之后,至少有13個州的嚴格限制禁止墮胎法案立即生效。而且,還有十幾個州也在準備仿效 —— 意味著,在美國半數的州,女性的墮胎權利受限或者被剝奪。對于中產或是高收入女性來說,墮胎需要去其他州或是去國外做,增添了麻煩,但對底層低收入女性來說,意味著被迫生下不想要的孩子,或是鋌而走險非法墮胎。
而且,有評論著注意到,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在意見書中寫道,今后,最高法應該重新考慮以隱私權作為保護的法律,比如保護使用避孕藥物的Griswold案,保護男同性戀性行為的Lawrence案,以及保護同性婚姻的Obergefell案等,顯示美國本屆最高法的目的或許不僅僅是推翻保護女性墮胎權。
多倫多大學女性與性別研究的助理教授葉霎那(Shana Ye)表示,人們當然非常驚訝美國最高法院做出這樣的裁決,有人說,美國社會倒退了五十年,但是,社會發展從來不是直線的、永遠前進的,這是又一次保守運動的回潮。
美國最高法的這次裁定可以看作是全球保守勢力、右派勢力的一個回潮,這個回潮是一個波動性的。五零年代美國以反共為主的右翼保守勢力,接著是六零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接著,七零年代出現了身份政治為基礎的社會運動;八零年代出現艾滋病,社會運動是非常活躍的;但是到了90年代,保守派又有一個回潮。如果是這樣看,30年一個輪回的話,現在保守派回潮是不令人驚訝的。到了2000年到2010年,自由主義、身份政治等比較激進的政治運動高漲,現在又回落到了右派和保守勢力的回潮 —— 美國從川普上臺到下臺,推翻羅伊訴韋德是他的一個政治遺產。
加拿大為何沒有就墮胎專門立法?
加拿大沒有一項專門針對墮胎的法律,墮胎權被視為自由權、隱私權、平等權、和安全保障權的一部分,直接受到加拿大憲法保護。
1988年,加拿大完全取消了針對墮胎的法律限制。當年一月,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多年一直為女性進行墮胎手術的蒙特利爾家庭醫生摩根泰勒(Dr. Henry Morgentaler)無罪,并同時裁定加拿大刑法中關于墮胎規定的第251條不符合憲法 ——該條法律規定,在委員會認定婦女健康或生命處于危險之中的情況下,允許墮胎,但對提供墮胎服務的醫護人員以及女性本人會受到懲罰。
在裁定中,最高法首席大法官Brian Dickson寫道:“以刑事制裁為要挾,強迫一名女性生下胎兒… … 是對女性身體的巨大干預,侵害了她的人身安全”。
在那之后,加拿大立法機構沒有出臺任何與墮胎相關的法律;最高法院也沒有明確聲明,女性墮胎權屬于基本人權。
在過去幾年,加拿大只有一項由保守黨提出的反對墮胎私人法案提交給了議會,當然,它不會獲得通過。
加拿大外交部部長喬美蘭最近在接受訪問時警告說,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加拿大對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也并不免疫。
五月中,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出現了支持和反對墮胎游行隊伍的對峙,也可見這一議題在加拿大的分裂。
當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決定被泄露時,記者曾追問特魯多,他是否會考慮立法,以保障這一權利。
特魯多當時回答:“也許是立法,也許不是立法,也許把它交給長期以來確保墮胎程序進行的加拿大醫學協會。”
但加拿大的女性權益倡導團體對任何就墮胎獨立立法的想法表示強烈反對,稱這可能會導致意外后果
。
全國婦女與法律協會生育權利全國指導委員會主席特羅-普羅旺斯(Julia Tetrault-Provencher)解釋說,“我們沒有關于髖關節置換術或其他醫療程序的具體立法,那為什么我們需要專門就墮胎立法呢?”
倡導者們擔心的是,即使當下的法律中把墮胎列為一項權利,只要將其立法,就可能會為以后政府對法案進行嚴格的修正打開大門。
加拿大全國墮胎聯合會執行董事吉爾·多克托羅夫(Jill Doctoroff)接受CBC訪問時說:“我們已經看到,非常小但直言不諱反對女性選擇權的保守團體可以產生的巨大影響,而我們并不知道這個國家未來的走向。”
中國的計劃生育與美國的反墮胎
對美國推翻對女性墮胎的憲法保護,記者、女權主義者施雅芳將其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做出對比。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美國最高法院取消對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障,都體現了國家權力對女性生育權、身體自主權和自決權的控制。美國右翼是通過前總統特朗普任命右翼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取消對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障,中國中央集權政府則是根據其政治、經濟和社會需求調整其計劃生育政策,從50年代的‘光榮媽媽’,到70年代末的一胎政策,再到如今催生三胎,實行對女性生育權的控制。
她認為,不管是美國最高法院取消對墮胎權的憲法保障,還是中國政府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受影響最大的都是處于最弱勢境遇的女性,在美國是有色人種女性和貧困女性,在中國是農村女性和少數族裔女性。
但一個巨大區別是,在美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女性可以在墮胎權議題上通過個人發聲或抗議活動表達立場。而在中國,女性沒有言論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女權運動遭受打壓,女性對國家關于自己身體的計劃生育政策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聲音。
葉霎那則表示,無論是決定生一胎和敦促生三胎,中國政府背后的邏輯一直是,如何在不同時期,調動女性身體,為國家做出不同程度的貢獻。
我覺得,美國的這項裁定對中國沒有本質影響。但我感興趣的是,在輿論和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比如,很多評論認為,這項裁定是一個倒退,這可能會引起中國很強的男權和民族主義的復興,因為現在中國整體都在講美國衰落論,也會對美國法律的信心帶來沖擊 —— 因為美國的法律政治化,輿論可以在這方面做文章。
會有很多美國女性前來加拿大墮胎嗎?
五月份,加拿大婦幼與社會服務部長古爾德(Karina Gould)表示,美國女性可以到加拿大來墮胎。
有報道稱,由于得克薩斯州嚴格限制墮胎政策,有不少女性前往墨西哥尋求墮胎手術。
加拿大的墮胎機構表示,需要準備好美國女性前來加拿大進行墮胎手術。
在里賈納,孕期選擇中心負責人布羅莎(Andra Broussard)表示,他們可能需要接待來自北達科他州的墮胎女性。
女性權益機構借此批評,聯邦政府對于保障女性都能得到墮胎服務的幫助遠遠不夠,尤其是對偏遠地區和少數族裔以及原住民女性。而一旦有來自美國的墮胎女性,哪怕數量不大,也會令加拿大的墮胎診所超負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