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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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期的童年回忆

作者:姚汝勤

c8122d5948fbaf5e5d52df234d539f2a天安门,就在天安门对面,现在的人民大会堂西北角的那块地方,原来那块地方是司法部街垂露胡同。我就在那里出生。司法部街早就拆了,它只残存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从前门去天安门有两条马路,一条在东边叫户部街,另一条在西边,就叫司法部街。司法部街的东西两侧各有不同,马路东侧主要住的是居民住的胡同。由南向北是:大四眼井胡同,小四眼井,大中府,小中府,我家住的垂露胡同在最北边,再过一条胡同就是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了。之所以说马路两侧大不相同,主要是说西侧就是当时日伪的专政机关就在那里,由北向南是日伪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日本宪兵队。整日阴森森的感觉十分恐怖,紧挨着日本宪兵队就是司法部街小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震得桥上的一群狮子都醒了,抗日救国从此开始。

那时候,一到夏天,特别是天将要黑的时候,因为普通人家连收音机也没有家长就带着孩子在街上玩儿,借着路灯那微弱的光亮一大群孩子闹成一片。那年我5岁,不知是谁,说是教孩子们做游戏,让一群光着屁股的男孩子们排成队,我也在其中,然后教大家向前走,先是转圈双手交叉拍前胸,再拍屁股,然后前行重复。啪啪啪,啪啪啪,口中齐呼:“中国抗战屁股会,拍巴掌跺脚屁股会,,,,,,”训练几次手,脚,口互相配合整齐划一颇为滑稽,一时间成了一道风景,大人们站在一边指手画脚,孩子们喜气洋洋,闹过一阵子,许多家长就不让去了,那时候我还小,但,也许就是那十几天,每天高呼“中国抗战”,使我的“国家观念”有了萌动。又过了两年我上了司法部小学。

日本鬼子是1940年进入北平城里的。一进城就在紧挨着司法部街小学的北边设了一个日本宪兵队。小学校和宪兵队仅隔着一道铁丝网子。一下课,孩子们便跑到铁丝网前去看宪兵队。有时日本宪兵在训练,个个戴着防护面具,手持木抢互相对刺,嘴里还呼喊着口令。小学生们在铁链网前挤得严严实实的,上课预备铃一响,呼啦一声全跑回教室了。后来下课后孩子们不去看了,因为很恐怖,经常看见日本鬼子端着枪押着一群犯人在那边干苦力。日本鬼子很坏,有时他们在铁丝网那边等着,等孩子们一下课靠近铁丝网时,便往学校这边扔糖块,看着孩子们去抢糖。后来北平发生了日本人扔蛋糕毒死人事件,渐渐的抢糖的越来越少,以至于再无孩子们抢糖,于至吃日本人扔的蛋糕,皆因当时闹粮荒,街面上只能买到混合面。那混合面是一种酸臭不可闻,猪狗不食之物,食之而死者甚多。我家那时也吃过,要加一些其他的面和菜才能下咽。那一年闹鼠疫,日本人开着敞篷大卡车,车厢里铺满石灰,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抬出来扔到卡车上,拉到城外被活埋。遇到这种情况,家里便不让孩子出门,只能在家里闷着。

北平的老百姓对日本人,一是恨,二是忍,三是斗。抗日的情绪与日俱增,这也感染着所有孩子们。那时学校里开设了日语课,我记得,教我们日语的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女人。冬天,她穿着一件黑色翻毛皮大衣,一上日语课,课堂上常常像开了锅,课教不下去,罚站的学生每堂课都有十个八个。课上课下常有学生捉弄她。那时候学校有个规定:见到日文老师要用日文说敬语:“森赛,欧哈哟,古搭一马斯。”同时鞠躬。这一规定让学生感到非常不舒服。时间不长,学生按照中国语的发音给改了。有的学生见了日文老师就躲开,躲不开的就深鞠一躬,大声喊:“孙子,我哈腰,狗答你妈死”。后来学校的领导知道了,罚了几个学生,渐渐就压下去了。有一天,我在野地里采了不少蒺藜,等白胖日语老师一进学校便紧随其后,把蒺藜抛在她翻毛大衣的后面。不想,同学在四周看着发笑,被她发现时我已躲闪不及,被她抓住,让我在礼堂门口的整容镜前罚站。我和姐姐、哥哥在一个学校,回家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到学校去求情才算了结。那次我被罚站,整整半日。

在校外,日本学生仗着日本人的势力也不可一世。你斜看他一眼,他便和你打架,你要是惹着他们,那你就悬了。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后,跟着哥哥去找同学,同学住在小四眼井胡同路北的一个小红门里,我就背靠在红门对面的一个车库门上大声叫同学的名字,刚叫了两声,只听车库门里咣当当响了一声,我猜想可能是车库里有什么东西倒了。正想着,这家院子里跑出一个孩子,一眼就看出是个小日本。他一看我还在车库门上靠着,转身就往院里跑,不一会又出来一个,个子比那个高,跑过来就卡住我脖子往门上撞,我哥哥一看我受到欺负,一步窜过来就把他拉倒在地,摁在地上就打。另一个小日本刚一露头,见势不妙,就又跑回院子。路过的行人一看,忙说:“你们哥俩还不快跑,他回家喊人去啦!”这时我和哥哥一起往东跑出了胡同,绕道回家了。小日本难出这口气,和我们结下了仇。过了两天,一个早晨,我和哥哥去上学,远远就看见几个小日本站在胡同口,有一个还斜跨着一把日本军刀,准备复仇。大事不好,哥哥拉着我转头跑到别的胡同,绕了很远的路才绕到学校。事情没完,一连几天那几个孩子就在那里等待着寻衅打架。于是哥哥找了几个哥们,一起想办法,准备把他们引到法院里去打。又有一日,我们主动出击,在法院的大院里设了伏兵,当在路边和他们相遇时,且战且退,把小日本引到了设伏地点,那里是一片草丛,突然我们又出来四个人,双方短兵相接,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背在后边,我们都提着书包,日本学生手拿着小算盘,我们的算盘大,且有木棍在手,一开战小日本就不占优势,一阵乱砸乱打,小日本落荒而逃,双方都有小伤,自此再无战端。想来双方都未告诉家长,若是日本家长知道了,还不知道惹出什么事来。不久以后,我们便搬家了,总算脱离了战斗接触区。

大约是1943年,我听我妈说我们要搬家。搬家是我父亲决定的。房子也是我父亲租的。父亲决定搬家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是,南城环境太坏。司法部街是旧北平最黑暗最危险的地区。除去有两个大法院,还有日本宪兵队。法院的存在使附近的居民区里开办了许多律师事务所。与办案有关的人,特别是外地人特别多,相当复杂,因此极不安全。日本宪兵队的存在更带来危险,抓人的汽车每天都在街上吼叫着,常有日本宪兵押解着“犯人”在大街上过,十分恐怖。日本鬼子的家属在附近每个胡同里都有,所有的深宅大院都被他们抢占了。日本宪兵和伪军常在街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所以这里实在不宜居住,住在这里父母整日提心吊胆。另一个搬家的理由是,南城商业发达,而文化落后,学校很少,特别是中学更少。中学大部分分布在北平的东西城的北部。那时我姐姐和我二哥都已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所以父亲宁可自己上班多走一些路,也要搬家。

大概是1944年初,我们终于搬家了。搬到北城安定门内大街柴棒胡同二十四号。我们的新家非常好,是个独门独院。坐落在胡同的西头路南,高台阶,小黑门,进了门,刚走到过道,便看见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枣树,那院子方方正正的,足有一百平米,靠东屋的房前还长着一棵海棠树。这院子没有西房和南房,四间廊子房,坐落在正北的台阶上,高出院子的地面有半米多,若要下雨积水,整个院子便会成为一个小湖。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爷爷自己住东房,其他人住北房。

那年我十岁。我家离北城墙不远,我就经常去爬城墙玩。就像现在的攀岩,手脚并用,一节一节的往上攀爬,爬到城墙上很有成就感。城墙上很宽敞,可以并行两辆大马车。上边什么也没有,只有荒草,头顶上悬着两条很粗的电线。后来不敢去了,听说那两条电线叫高压线,曾经有个孩子在城墙上玩,不小心把手上的铁链搭在了电线上,顿时烧成了炭。太可怕了。这北城比起前门来清静多了,日本鬼子不常见,但是神鬼狐仙什么的比南城多。北城的人讲迷信。我家对门就有一座姑子庙,我们这些孩子天天在姑子庙前玩弹球、打拐。忽然有一天,不让孩子们玩了,说是要净院,庙前扫的干干净净,用清水泼过,第二天满大街贴满了告示,说二仙爷来到了姑子庙,要大家去庙内敬香祈福。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满胡同的信男信女前去瞻仰二仙爷。我娘带我进庙里去拜见过二仙爷,原来二仙爷是一条小蛇,在第三层殿里,是白色的,在一个玻璃罩里盘着,活生生的挺神气,还吐着红红的信子,人们毕恭毕敬的磕头,往柜子里塞钱。据老尼姑讲,这条蛇原来很巨大,开始时盘在庙里的大树上,后来姑子们集体跪拜诵经才转到了前殿,盘在大庙的梁柱上,又经过诵经才知道这位是二仙爷,姑子们急忙把后殿宝座收拾好,二仙爷龙体变小才去了后殿。一周过去了,胡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才又安心去学校念书。经人介绍,我进入了方家胡同小学,插班,上了四年级。到校不久,我便闯下了一场大祸。

日伪时期,在校的小学生都要加入童子军,说童子军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有钱没钱都要买童子军装备。有军服、军帽、皮带、裹腿、法绳、军棍、水壶等等。平常有军训,假日有露营。露营训练就在学校操场。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轮到我们班去露营,男生分成四组,首先,各组搭帐篷,然后各自在营地烧柴烧水,最后要熄火,收营。收营后各组可以互相偷炭,充实自己的补给。我们小组派我去偷炭,我略施小计把烫手的木炭偷回营地,并且把木炭藏在一个过道的木车底下,等我回到营地时,我们组抓到一名偷炭的,我们小组胜利了。开完庆功会,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放学回家。星期一早晨上学,学校照例是开周一的校会,全校师生站在操场上举行仪式。那天例会的环境、气氛可以感觉到与往常有些不同,有几个日本鬼子持枪站在队列的前面。气氛有些紧张,压抑,但是并没有感觉到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这时主持人讲话了:“同学们,你们可能都知道了,就在上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学校险些发生火灾,幸运的是隔壁皇军工厂发现火情较早,扑救及时,才免遭涂炭,这不是游戏失误,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经过星期日一天的调查,已经查明事件真相。下面由校长宣布处理结果。校长一上台,便见两名教师游动到我的身后,校长一宣布祸首是我,两名教师便把我揪到队伍前示众,然后将我压到校长室看管起来。校会又进行了什么项目,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校长已宣布将我停课,中午家长来将我接回家。大概我在家里呆了半个月的样子,这半个月不知家里怎样花钱托人,学校又怎样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做了哪些调查,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算不上什么“政治事件”只是小孩子不知道“死灰复燃”的道理,木炭把一架木制大车烧成了灰烬。我记得也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姐姐带着我并带着礼品一起去了校长室,道过谢,鞠过躬,校长答应我下周一上学复课。至于受了什么别的处分,是不是还罚了钱,我不得而知。

虽然家已搬到北城,爷爷还是天天出去遛,有时直遛到前门,然后再遛回来,常常带回一些南城的新消息。有一天,傍晚的时候爷爷才回来,他向家里传达了一个坏消息,说“天安门前小广场那里,有个人在讲演。有的人说他要自杀。有的人说那个人疯了。看的人很多,挤不进去。”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去了天安门,我找到那个所谓的小广场,那里有一个六边造型的黑石头纪念碑,周围有铁链子拦成一个圈。我去的时候,正有一个青年人在石碑前讲话。他穿着黑灰色的长衫、长长的头发、苍白的脸色、目光迟滞,他在讲,他时断时续地讲,他大意是说:他的家乡被日本鬼子烧光了,他的一家人被日本鬼子杀光了,他说:有血性的中国男人要上前线去杀日本鬼子,可是他去不了,他出不了城,他要抗议,……他突然把一桶汽油浇在头上,流遍全身,点了一把火,烧着了,全身烧着了,他像一个大火球,满地打滚,慢慢的慢慢的不动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跑着,迷迷糊糊回了家。我的神情可能很不好看,家里人问我怎了么啦,我也答不上来,我不知道这个人间世界怎么会是这样?我恨日本鬼子,我恨得咬牙切齿,我记得我有好几天精神恍惚,朦胧中我好像长大了许多。想上前线打鬼子。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北平人扬眉吐气,接下来几个月大街上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日本人的大撤退,南城住的日本人最多,也最乱。忽一日,父亲下班回家带回一个四方形的碗,白瓷兰花并有福禄寿的字样,这个碗是从日本人手里买的,日军撤退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家属在街上摆地摊,变卖他们的家私,很多老百姓像战利品一样买回来收藏。父亲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人必有今日!”。这个碗至今仍在我家收藏,见到它便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警钟长鸣!

 

作者简介:姚汝勤,现年81岁,离休干部,原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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