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流成河大起底？没你想那样简单！

从昨天开始,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流成河”“大起底”“至暗时刻”的文章就在朋友圈刷屏,围绕“送哨人”和“吹哨”人的讨论就没有停歇过。在这些文章中,官僚、命令、欺骗、隐瞒等充斥字里行间,让人心惊肉跳。但三甲想说,疫情这口大锅让一家小小的医院来背是背不起的,把所有的愤怒都往这里烧也是不客观的。最终疫情的定责、问责终究会秋后算账,这一点三甲深信不疑,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牵涉到哪一级就问责哪一级,一个都不能也不会少。

三甲所关心的依旧是有效的救治问题,这是最让人担心的。根据这些刷屏朋友圈的文章来看,目前武汉市中心医院有20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截止目前,这家医院已有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朱和平4名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三甲昨天晚上测算了一下,由于武汉早期中医药普及率极低,很多医院基本没有中药可用,推测重症转化率超过百分之十,再算一下现在重症和危重症病死率,武汉市中心医院到疫情结束,去世的医务人员估计仍会攀升。同一家医院这么多医务人员离去,此种悲痛和惨重是罕见的,也是无法承受的。

在李文亮医生去世时,网上便引发讨论,有不少声音认为:年仅35岁的李文亮如果接受了中医药治疗,可能就不会去世了。

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透露了一组数据对比:同是方舱医院,中医接管的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567例新冠肺炎患者没有1例转为重症,重症转化率为0;而西医接管的硚口方舱医院收治的330例患者采用纯西医疗法,有32例患者转成重症,重症转化率近10%。

这还是在疫情后期西医的治疗手段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探索完善后的数据。保守估计在疫情早期纯粹西医疗法的重症转换率更高,远不止10%,而武汉市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主要集中在疫情早期。

在疫情早期,武汉市什么情况呢?先看一位医生在三甲昨天文章中的留言。

还有一个现象已经被很多媒体报道过,可能很多人都没关注,就是第一个国家中医队进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后发现,当时根本就没有中药可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带领的医疗队马上高效搭建了中药保障供应平台、这才保证了金银潭医院中医救治工作开展下去。

这些都说明,早期的武汉中医药普及率和参与度是很低的。这也是早期疫情为什么不受控制、重症转化率高、疯狂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同样也是三甲对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流成河、接连失去4名医生的最大的疑惑,早期预防和治疗有没有用中医药?

武汉市中心医院如果早期便重视中医药的作用,还会有今天惨痛的局面吗?毕竟连河南省一家以西医为主的县级医院(通许县人民医院)在用中医药抗疫后都能做到确诊和疑似患者全部康复、上千名职工零感染。而央视在报道这家县医院的做法时,镜头里该院明确表示当时接诊时医护人员的防护仅仅是医用外科口罩。想想也是,在全国都支援武汉的情况下,外省的一家县级医院哪有什么N95、护目镜这些防护物资,严格做到三级防护是不大现实的。但尽管这样,他们却成功了,关键的一点就是全院职工喝汤药,用中医药预防,用中医药救治。

所以,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流成河的原因除了医院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外,对中医药的无视和偏见也同样是非常致命的。

这种偏见和无视,在央视《新闻1+1》白岩松对话张伯礼院士中得到了印证。当时,张院士讲了一个故事:“这次武汉有一家医院,我就不说是哪个医院了,就是李文亮医生生前所在的那个医院,他的3名同事也感染了,本来他们的领导认为没希望了,说能不能尽量抢救。北京的中医院的刘清泉教授亲自去看了后,我们共同研究的配方,给了药以后,三天,到现在已经用了将近十天了,病人状况出现好转,其中2人可以说肯定完全能够复原了,死不了了。”

从张伯礼院士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人都快不行了才想到请中医介入,这还不是无视和偏见吗?早干嘛去了,如果中医药早期就能介入,还会发展到重症吗?

疫情爆发以来,种种迹象和信息无不在说明,中医药在武汉推进难、介入难、普及难。像三甲在开头提到的西医接管的硚口方舱医院收治的330例患者采用纯西医疗法,有32例患者转成重症,重症转化率近10%。要知道国家早在2月中旬就把中西医结合定为硬要求,为什么硚口方舱医院依旧在采用纯西医疗法,为什么中医药就进不了这家放舱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联想到的疫情期间,中纪委和军方接连力挺中医药抗疫,尤其是中纪委接连两次发文,似乎都意有所指。

总之,通过这次疫情,希望医学界能更加团结,中医需要更多政策的破冰和扶持;西医需要更多的创新,老跟在西方国家屁股后面转是没有出路的,一句“没有特效药、无特效疗法”就束手无策是肯定不行的。中国医学的发展想要去引领世界,必须在中西医结合的路子上探索创新,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我们能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医学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