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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君不委屈

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

——郭超人(新华社前社长)

廖君受委屈了吗?”这两天,好些朋友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有些朋友说,“对廖君之辈的纵容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恶”;也有朋友说,“当前舆论对廖君过于苛刻”。我都不赞同。不过,我曾在新华社体系里工作过8年有余,而且过去多有赞誉新华社的文章,比如《国社硬气》等,所以,严格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观点,容易爱屋及乌,偏离客观中立。因此,我需要先提醒自己:至少应“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孔子说,我是一个很无知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通过“叩其两端而竭焉”,从问题的两个极端反复琢磨,得到“中”的认知。让我们一起用孔子这个方法论试试。我们先看看廖君女士被表彰的这一面:

廖君,新华社湖北分社都市部主任,高级记者(高级职称)。《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专版介绍,“向你致敬!逆行而上的女记者”。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共采写各类公开稿件500多篇,参考报道90多篇。3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见面会,廖君成为被推介的7位“巾帼奋斗者”之一,可谓全国先进典型,她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再看看廖君女士被抨击的另一面:69天完成590篇稿件,平均一天8.5篇,这样的写作速度,可信吗?

2019年12月31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 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是廖君作品;2020年1月1日,《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向全世界人民报道武汉“造谣8人”(包括李文亮医生),也是廖君作品。李文亮死了,报道他是造谣者的廖君,却成了英雄,真是岂有此理!

细看对廖君女士的这两点抨击,有对记者工作了解不详的缘故。廖君确实发稿数量惊人,但有三个背景:1. 这590篇(含内参90篇),虽然叫做“篇”,但新华社的稿件和公众号的不同,它的文字稿分简讯、快讯、详讯、分析、观察等,另外,图片稿也算稿件,还包括视频,也就是说,它不是每一篇都是深度长文。2. 新华社记者有很多各个单位的“通讯员”配合,各个单位预先写好了消息稿供给记者。所以,看似一个人在战斗,实际上是体系合力。结论1:对于一位勤勉的新华社记者来说,在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完成590“篇”,是可能的。(作为参考,疫情期间,我在呦呦鹿鸣差不多做到每日一篇,大都几千字的长文,中途完成一个“每天一千字”千字营,就字数总数和阅读量来说,恐怕比廖君还更高,很多人恐怕会认为不可能,但我确实完成了。许多千字营的朋友也同样做到了这一点。)3. 新华社有一个政府信息发布的职能,而细看廖君的报道,包括“没有人传人”“8人造谣被处理”,都有明确标注了具体的政府部门信息出处。也就是说,写这些报道,她是在履职。如果要责怪,第一责任人确实不是她,而是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结论2:廖君女士不是“没有人传人”“8人造谣被处理”的第一责任人。基于以上两个结论,我们可以说,廖君受委屈了。她是一个勤勉的记者,拼命写稿,比许多同行都出色,结果却承担了这么大的骂名。目前舆论对廖君女士太苛刻了。她太难了。但是,想必您一定记得,我一开头就说:我并不赞同“当前舆论对廖君过于苛刻”。这里藏了一个变数:廖君女士的身份,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过去,廖君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分社记者,虽然40岁就已经获得高级职称,属于人生赢家,但是,她作为个人,从来不是舆论焦点。如今,国家级媒体给专版介绍,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请她登台与记者见面,成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她不再是报道者,而是被报道者,她成了新闻主角。因此,之前,我们是以一位普通记者的要求来衡量她的,如今,我们要换一个标准了。先进有先进的标准,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取法乎上”的一个空间。

首先是新华社的职能。我记得,新华社的第一职能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新华社的大院里,以及不少分社的大院里,还有这样一句当年领袖给予的定位“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这个职能,高于前面廖君女士所表现的“消息总汇”。

廖君女士是湖北的记者,但她是新华社派驻到湖北的分社记者。有一个重大使命:监督。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1月20日钟南山等第三批中央组织的专家组到武汉之前,一些医院、地方行政部门对公众隐瞒了信息,比如,武汉中心医院对急诊科主任艾芬、眼科医生李文亮等人斥责,武汉有司对8个“造谣者”的训诫,当一些政府部门撒谎的时候,廖君女士有没有提出质疑,并且从多角度去调查呢?当湖北明知有传染了,还组织“万家宴”、发放旅游券、团拜会时,廖君女士有没有提出质疑,并从多角度去调查呢?廖君女士第一篇稿件是12月30日,到1月20日之间,有二十天的时间窗口,对于一个驻地记者来说,时间够的。有人说:内参可能有。我们无法下确定结论,但很抱歉,至少从结果看,没有痕迹。我们只能推论:没有。因此,“党和人民的耳目”这一点,有了疑问。就说我吧,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因为有身份证,勉强算人民中的一员,疫情爆发迄今,作为密切关注疫情的人,我并不记得我所得到的任何一则有价值的疫情信息,是来自廖君女士的。所以,很可惜,廖君女士没有做好我这个普通“人民”的“耳目”。当然,我们也没有感受到“把地球管起来”这样的豪迈之气。 我们今天从廖君女士的表态来看,她似乎更习惯于颂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普通人对廖君女士的荣誉如此无感。新华社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机构。她既与各行各业各个地方有深度的勾连,但同时又有一些超脱,在体系上做这么一个设计,本来就是希望在某些特殊时刻起到特殊作用。此外,严格来说,这终究是一个读书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即便万马齐喑之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些“硬骨头”,努力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我之前写过一篇《国社硬气》,“硬气”来自什么地方?来自笔下事实,来自笔下真相。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国社”牌子再大,也是空空如也。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缺少歌功颂德的人,多一个,少一个,又能如何?

新华社有一位前社长,郭超人先生,他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登顶珠峰报道的跟队记者。郭先生有一句话:“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

郭超人先生与妻子合葬墓,墓碑根据郭超人年轻时与妻子携手攀登珠峰时的情景所创作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成为这位前社长眼中一个真正合格的记者,所承担的压力将异常巨大,大到令人窒息。“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这一点都不夸张,朋友们,想想吧,你的每一个文字,都有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群人的命运。这和一个医生做一台决定病人生死的精密手术,是一样的。我曾是一位调查记者,仅仅是因为我写的报道被处分的人这一项,数量就很是不小。曾有一段时间,我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焦虑得无以复加,难以下笔,生怕哪个段落错了。后来用了很多方法,环境也改变了,完成心理重建,才稍稍缓过来。身边很多同行一起交流时,也有这样的体验。

对廖君女士,已退休的新华社老记者顾万明(198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加入新华社,2011年退休于广东分社),观点就比我更犀利:

“凭着你的公开报道都是部门怎么说,你怎么报道,就知道你的内参也不会反映真实情况,给高层领导有更大价值的参考意见。”“你的报道有消息来源,是部门意见,错了由消息来源承担责任;但事后你总应该有时间对发生在武汉的如此重大的疫情作调查。你工作、生活在武汉,那时武汉群众都关注此事了,你不会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就像人家说的,你只要走几家医院,到医院现场看一看,就可以知道多少病人了;再采访几个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你就可以作出结论了。可惜你错过了宝贵的反映真实情况的时机。”“如果你的报道经过自己的调查,写出了李文亮等8人不是造谣者,新冠病毒会人传人,那么你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去领这个奖。可惜啊,你没有做到!而非典的时候,我们广东分社记者就及时报道了疫情,反映了钟南山的“非典会人传人”的意见,民众对我们记者没有反对的意见。”“新华社记者不是像你这样当的。”“你如果有一点良心,就应该拒绝领奖、发言。否则人们就会说你是‘踩着别人的鲜血走上领奖台的’。”回过头来看廖君女士。将心比心,她现在恐怕不免有几分委屈,这是疫情啊,我容易嘛我?她恐怕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局面——报道别人和被别人报道审视完全是两码事。但是,这种委屈不是坏事,它在一个记者四十岁最高产的时期,给自己免费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醒: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由此反观日常,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华南海鲜市场里的食客,只是按照几千年传承的饮食习惯,进行一种稍有好奇的消费;贩卖野味的人,只是想赚一点钱养家糊口过一个好年,显然没有杀人的故意;执法的监管人员,也只是想让商贩们日子好过一点;医院的领导只是想维持本院稳定的秩序担心戴口罩惊吓到普通群众,从未有谋害医生的故意;JC叔叔只是执行上峰命令对李文亮这样的人给予适当的约谈提示,并不想毁灭一位医生的前途;有了症状到处访亲问友的市民,只是顾念亲情;区里的干部只是想尽快把平价肉送到每家每户,只是忘记了垃圾车运肉有卫生隐患,并不想加剧市民的心理痛楚……然而,灾难确实发生了。讲真话从来不容易,突破阻力重重,承担风险层层,挑战人性种种,而且,除了心灵稍得慰藉,个人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在它的另一面,几十年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一个概念: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即,许多人,盲目地、不加思考地服从某种惯性来行事,没有动机,也并不需要负责;相比那种“极端之恶”,这种“平庸”并不显山露水,却是另一种“恶”,即平庸之恶。在平时,这似乎无关大局。但是,每当我们集体经历这样一次深重灾难,我们就会终于发现,大灾,往往是由我们普通人的小恶累积而成。无人有“坏心”,无人为此负责,不意味着没有恶果。诚如欧阳修在《伶官传序》所言,“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廖君女士,只是我们普通人中的一个。常积忽微,亦多困于所溺。经此一役,恐怕不再合适再做一个“平庸”的记者了。组织已经给了这么大的责任、荣誉、信任、期待,那么,不妨就从此把更大的担子担当起来。如能如此,善莫大焉,也不枉我们这些局外人如此热闹地关注一场。

而我们自己每个人呢?我们会变成另一位廖君女士吗?当我们身处一个历史级别的重大事件,我们会如何选择?当一个重大的荣誉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如何表现?很多年后,当我们老去,回首这一刻的自己,我们会不会后悔?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与诸君共勉。长按识别上图,关注,保持联系,得到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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