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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提出“共同富裕”时称，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讲话一出一片哗然。
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所谓的”共同富裕”意在巩固社会底层民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或向大型私企开刀，通过“绑架式”慈善助当局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学教授夏明在BBC中文的访问中形容，共同富裕是一种“兜底”的方式，即“让那些重新要返贫的人不至于完全堕入没法挽救的境地，最后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 但夏明教授认为，反全球化和高企的家庭债务导致中国经济处于目前非常艰难的处境。
共同富裕还是杀鸡取卵？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等议题是中共应对经济工作的重点。监管之手从互联网企业伸向到其他行业。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食品外卖平台美团，以及教育培训公司新东方等大型民营企业纷纷遭到整肃，引发了巨大的市场波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也难逃规管，旗下社交媒体软件微信罕见地遭到民事公益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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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7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中共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本周三（8月18日）公布的一份会议纪要还称，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共同富裕”一词在中国去年宣布成功减贫之后，开始广泛出现。过去4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让中国大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但贫富差距依然严重。新冠疫情的出現更拉大了这种差距。疫情几乎没有影响到中国上层阶级的收入，但下层阶级的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近年仍在0.46到0.47较高位徘徊。 根据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的研究，中国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处于在世界中等偏高水平。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独立学者分析称，中国当局严苛的清零抗疫政策是导致绝对贫困阶级扩大的重要原因，包括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造成底层人民就业困难。“但北京高层不愿意自我检讨，反而把目标指向了在疫情期间财富增加的商界新贵，” 他说。 他认为，北京本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和国营企业增加补贴来减缓贫富差距。
这位居住在北京的学者认为，中共在今年年初宣布实现脱贫，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意识到贫富分化在过去一年半的疫情中加速扩大，而以课外培训教育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在疫情中获利，其市场的扩充几乎与贫富差距扩大是同步的，遭遇监管重手。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一方面由于中国出现反全球化倾向，另一方面是中国金融存在不少家庭债务，许多家庭包括农村家庭利用金融宽松政策进行贷款，或举债炒房，同时参与了许多影子银行的投资活动。
“这导致许多家庭面临破产的风险，意味着许多贫穷人口会重新返贫，甚至中产阶级也面临返贫的风险。”夏明说。
对于如何减缓贫富差距，近日的高层会议透露，中国将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然而，具体措施依然模糊。一些分析认为，有迹象显示当局将加大力度监管大型私人企业，防止这些企业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这部分解释了上个月滴滴出行在赴美上市后遭遇网络安全审查，随后中国网信办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拟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商在赴国外上市时，必须向相关机构申报有关网络安全的审查。
不过，这些做法也存在风险。夏明教授说，“如果企业家投资乏力，企业扩张缓慢，不再继续创造就业，也不再扩展财富创造，那么从长远来看，目前所谓的共同富裕政策就会变成杀鸡取卵，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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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还是胁迫慈善？
对于如何达致共同富裕，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三次分配”的说法，外界担心中共将以“胁迫”慈善的手段减缓贫富差距。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经济制度中的分配是指将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按一定方式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财产分配格局。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的“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重支出等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三次分配”的说法并非第一次在中央政策中出现。在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确立慈善等公益事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分析认为，“第三次分配”本来意味着个人和企业受到道德感召而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赠出去，但在中国的体制下，企业将在政策的驱使下被迫做慈善。
前述独立学者指出， 中国慈善的意义与美国19世纪出现的慈善有所不同。西方强调财富是福音，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避免因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阶级矛盾加剧；而中国的新兴阶层没有道德负担，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来自国家对于贫富差距带来社会动荡的担忧。
“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经济控制的迹象和趋势越来越强，”他说。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在中国底层民众对贫富扩大的不满，中美关系紧张，以及全球化在中国受到不信任的情况下，“成为替罪羊”。
他还说，鉴于中国公民社会在过去几年受到严重打压，完全独立运作的NGO几乎已经不存在，预计大型企业捐赠的对象大部分是政府扶持的基金会和NGO。
夏明教授认为，与西方国家对待企业做慈善的方式不同，中国最终会抑制企业在社会发挥灵活作用，避免他们凝聚成一股公民社会力量。
该中共会议结束后仅仅一天，腾讯就开始响应高层的指示。8月18日，腾讯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称将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