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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周三（4月28日）以3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入境条例》修订草案，此次修例将容许保安局局长赋权入境处处长，“指示某运输工具可或不可运载某乘客”，预料条例在8月1日开始实施。
香港民主派阵营担心，该条例修订令政府可随意禁止任何人出入境，影响香港市民的出入境自由，形容是次修订为“锁港条例”。香港大律师公会亦发表声明，质疑修例赋予入境处处长不受约束的权力，或限制港人及其他人离开香港。
香港保安局强调，是次修订是针对难民（又称免遣返声请者）问题，希望从源头减少非法入境者，立法目的是希望推行“预报乘客资料系统”，“要求来港而非离港的航机提供乘客资料”，强调香港居民出入境自由受法例保障。香港保安局多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有人对修例作出“失实描述”，“刻意抹黑”，“蛊惑人心，制造社会矛盾”。建制派议员亦在辩论时批评民主派煽动仇中情绪。
“锁港条例”？
香港入境部门过往曾拒绝海外的活动人士、记者、学者或政治人物入境香港或是批出签证，例如一些“六四”民运人士以及英国《金融时报》时任亚洲新闻主编马凯（Victor Mallet）。
而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出现移民潮，多名民主派人士及示威者流亡或移居海外。
外界担心，此次修例只是以“难民”问题作为掩饰，实质是给予入境处处长更大权力，以政治考虑限制民众出入境。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及由众多民主派工会组成的“关注锁港条例工会联合阵线”对修例表达关注，担心港人移民、旅游、出国留学工作会受到相关条例影响。
图像来源，HKCTU
“关注锁港条例工会联合阵线”发言人邓建华对BBC中文表示，政府把条文焦点放在难民身上是想“混淆视听”，条文并没有订明特定人士，亦没有排除香港永久居民，意味任何人都被包括在内。
“当入境处处长有了这个权力后，他可以针对任何人，例如一个无罪之身的香港居民，他本不应被拒入境，但入境处会否把他视为敏感人士，而令他无法回香港？”
香港公关及传讯业总工会主席谢栩莹在《立场新闻》撰文质疑，条文内容“空泛含糊”，没有列明该权力在哪些理由下行使，令人担忧。
她写道：“中共以不同高压而不文明的手段限制人民的出入境自由，实非新事。早年中共曾以‘集中管理’为名，收回新疆维吾尔族人及西藏人的护照。另一较广为港人认知的例子是内地推行已久的‘社会信用体系’，即信用等级过低的人会被禁止购买火车票、机票及限制出境等。工会十分担忧港府日后会否利用法例，限制民主派或‘黑名单’人士等政权眼中的‘潜在罪犯’离开香港，包括旅游、升学、公干或移民；或禁止已移居海外的港人返港。”
香港大律师公会曾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质疑修例赋予入境处处长不受约束权力，限制香港市民及其他人离开香港，公会建议立法时应明确规定，当局只针对入境而非离境的航班，以及说明该权力不会影响香港居民和有权进入并逗留香港的人士。
路透社报导，身在香港的外交官也对条文感忧虑。
图像来源，REUTERS
分析认为，港府修改《入境条例》目标并非难民，更大考虑可以是牵涉国家安全。
《逃犯条例》修订案的翻版？
“关注锁港条例工会联合阵线”发言人邓建华接受BBC中文采访时承认，阻止条例通过的机会很渺茫，但公民社会仍会继续发声表达对条例的关注。
他对于当局多次发声明谴责感到惊讶，“政府很像很害怕别人关注此一条例，但同时政府不愿意正视民间的质疑，只会用严厉言辞去谴责，但我们的关注和质疑是有合理性。”
政府以“附属法例”将会有具体细节来辩称“主体法例”写法没有问题，邓建华反驳称，政府事实上随时修改“附属法例”，扩大当中包含的对象，只要“主体法例”通过，就已经是扩大了政府的权力。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法学院博士候选人黎恩灏在香港《明报》撰文形容，这次修例的过程是《逃犯条例》修订案的翻版。 2019年，港府以处理一宗港人在台湾杀人的案件，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把移交逃犯的对象扩展至中国大陆，大批香港市民因担心有人因此被送返中国大陆受审而发起抗议，其后变成持续多个月的暴力抗议。
黎恩灏说，政府当年拒绝把草案内容局限于台港两地，以无法律约束力声明，来回避有法律效力的条文带来的疑虑，跟这次修例其实很相似。
他认为，这次修例是政权“将香港问题国安化、反恐化”的工程之一，港府引用的国际民航保安规定，实质是以反恐为主，而自“反修例”运动后，香港建制阵营多番提及“本土恐怖主义”风险，可见今次修例，同样与国安反恐有极大关联。
他说：“而香港国安体制针对什么人，社会大众亦相当了解。”
